你的身份证呢?

「把你们的身份证拿一下。」

前天下午,大兴一个正在被清退的厂房,我遇到警察+综合治理办+流动人口管理办的联合组来清查。警察里里外外把每个房间看了个遍,回到办公室,一边端着本夹子写着什么,一边对着我们几个抬了抬下巴:身份证呢?

我不想给,脑子中竭力回忆以前看到的「遇到检查身份证怎么办」的帖子,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说,我是来帮忙的志愿者,不是雇员,1小时前刚来,为什么要查我的身份证?

警察停下笔,直勾勾地看我,话里开始没好气了,说这是检查需要,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执法身份了,你对我身份有什么怀疑吗?——在场算我一共四个记者,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动。我想较真,但不知道该引用什么条款来较真,也怕真吵起来给厂房业主惹麻烦。后来大家还是把身份证掏出来了,警察看我的第一眼,自言自语了一句:北京的啊。

警察自己是明显的外省口音,我的身份证号也不是110开头,我们在北京南苑机场再往南二三十公里的一个破厂房顶层,比一个县城还要荒凉破败的地方。没烧暖气,怀里的暖手宝已经凉了。对面的男记者一直偷偷把手机摄像头伸出暖手宝,录屋子里突然涌出来乱糟糟的执法队伍。

「北京的啊」,警察自言自语。

整个11月下旬,北京被一股清理的城市运动席卷,起因是11月18日大兴的一场大火,烧死了19个人。清理运动随即而来,火灾死人——消防隐患——清理房屋——赶走租户——清理低端人口,头几天我还跟人开玩笑:「倒推一下, 就变成19个人为什么被烧死?因为他们是低端人口。」

没想到后来就是变成了这个逻辑。

北四环小区里洗衣店、小卖部、开了十六七年的裁缝铺,一夜之间就不见了。那些架子上密密匝匝挂着的大衣,整整齐齐分类堆好的酱油辣条洗衣粉,墙上贴着的卷边的微信付款二维码,包括里面的柜台和架子,统统消失了,空空荡荡,地上连块纸片也没有,只有拆掉一切的墙壁展示着霉菌,和柜子多年积攒下来的灰尘轮廓。

我把这些拍下来发到微博上,有人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告示里不是写了,非法改建出租车库吗?——一个1998年建造的老小区,没有地下车库,没有底商,自发被改造成为数不多的便民服务点,将近二十年都没出过任何危险。现在一夜之间就要清掉,运动时想拆你揪个名头还不容易?

整个微博上都是这种争吵,大兴的、顺义的,以及越来越多郊区的农民公寓被清退,当天撵出,断水断电,没有供暖,一张封条贴上,一小时前的家就不是家了。有人拍照记录,就有人说,谁让他们租这种房子?

这种争吵太低级了,你又知道永远会有,永远也吵不完。

不想写了。

有朋友在朋友圈说,「更可悲的是,我们好像发发被监控的朋友圈,就幻想自己已经上过街了。」

所以跟同事去了一趟大兴,这个厂区里有个并不正规的学校,因为这场大清理要被迫挪走,学校的性质很可疑——一个新闻点;它正在被清理——一个新闻点,但赶到那里其实更多是出于我和同事的一种私心:没法再在家里坐着了,就算什么都不写,也要去看看。

学校性质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在办公室待着的三四个小时里,校长一刻不停地接着各方打来的电话:当天中午,一所学校要紧急搬迁的消息飞速在网上传播,「发发被监控的朋友圈」的中端人口们第一次找到一个确凿的、有名有姓、有联系方式的可援助对象,几天累积的所有急迫都找到了唯一一个出口,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在一个通话里夹杂无休无止的未接来电,挂断一个立刻响起新一个。

当天在办公室,我们一进门就告诉校长,我们可以帮忙搬家,「在微信群里跟大家说一声,后天过来帮您搬东西。」

……

等到五小时后,寒冷已经渗入了整个厂区,晚上9点半,我们无趣地离开时,警察和政府的盘查还在继续,楼梯里每层都站着一个警察,楼下还有七八个(次日更多,网信办,教委,大兴和北京市的执法部门,从早上审查到下午5点)。我们被警务通查验了身份证,又被要求在另一个本子上手写了一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是警察,我是政府的。”拿本子的穿黑棉大衣的男人说。

坐在同事的车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刷开微博,发现关于这个学校的办学性质的反转消息已经传开了,人们用各种离奇的想法揣测这所学校,捕风捉影的说法在层层转发中变得确凿,又一个热度起来了,又一个火山口被迅速搭建。

几小时在网络上累积的所有爆炸性说法,都跟我们在实地看的不一样。但对于这所学校,我们暂时又无法下任何判断。在四个人反复的争论中,车子终于开到了南五环,回到大郊亭,回到百子湾,大家四散,再回到各自的家。一进屋扑面而来的暖气,倒在沙发上,喝掉一瓶在奶箱冻得冰凉的三元酸奶,自从加了订奶工微信后,每天微信运动的第一名都是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日均25000步)。

回来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发。朋友圈,搬家的消息,报道,都没有发。

周航:我与易到的前半生

失意者的肖像

早上9点半,摄影棚的灯架好了。

白色布景,没有道具,摄影师想拍一组人物特写,没必要借助多余的工具,只要表达一种情绪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情绪?对着周航,摄影师突然有点词不达意: 

“如今的易到就是……您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人生处在一种……就是那种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摄影师挠着头,努力组织着语言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但现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 

周航点点头,结束了摄影师的尴尬。他对摄影棚很熟悉了,在易到最鼎盛的时期,很多媒体给他拍过专题肖像。在几年前的报道标题里,他是明星创业者,是年度颠覆企业家,还试图做过“有情怀的野蛮人”。而就在今天拍摄的两个小时前,新闻传出:“韬蕴资本宣布接手易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7月14日宣布,自己拿到了易到用车70%的股份,取代了原来的控股股东乐视。 

周航此时正站在聚光灯下。他穿着圆领 T 恤和棉布裤子,侧脸对着镜头啜了一口咖啡。因为控制饮食,这半年里周航瘦了近20斤,看起来要比44岁的实际年纪年轻一些。

当天,以及后续更大的乐视换帅风浪里,周航都没有在媒体上说过任何话。

早在4月17日,他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声明,曝出了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造成易到严重的资金断裂。三天后的4月20日,他与杨芸、汤鹏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务。

周航已经不再是易到的 CEO。很多公司被收购后,创始人团队都会逐步淡出或离开公司,但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激烈的辞职信。他很快被易到和乐视联合反驳,在声明中,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和大股东一起,称周航此举“堪称农夫与蛇的现代版,令人愤慨”。 

然而事情的走向堪比戏剧,三个月后,乐视更多资金短缺的消息被曝光,这一次轮到贾跃亭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飞去了美国,乐视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泡沫破灭的经典案例”。

巨轮触礁之前,已经显露了无数危险的旋涡,现在更多乐视的负资产未来不知如何处置,而一团混乱之中,7月14日这条消息,使易到暂时抱住了一根救命的木头。 

━━━━━━

烧钱大战的旁观者

“2015年,这是我近二十几年里最痛苦的一年。”易到失败的迹象是从此时开始的。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周航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你一点钟睡,四点钟也起了。两个小时都是浅睡,很焦虑,极其焦虑。”距离上一轮融资已经过去了一年,C 轮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了1亿美元,这在一年前还是个充沛的数字,短短半年过后,中国的专车市场已经像一块烧得滚烫的铁板,1亿美元如同一滴水,瞬间就蒸发殆尽。

专车市场的玩法在这一年突然改变了。此前,易到于2010年5月最早创立,主打中高端商务用车。此后滴滴开始做出租车打车软件,Uber 也于2014年进入中国。在这些年中,三家各有自己的市场。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很多都形容易到是“小而美”——高端车辆、注重个性化服务、拥有精英用户群。此前的5年里,易到在国内市场算得上一枝独秀,几名2014年加入的前员工告诉我,他们入职时,觉得易到是国内最接近 Uber 的公司,一位前 CEO 助理记得自己在面试时对周航说的话:“希望能陪您去纳斯达克敲钟。” 

但 Uber 的雄心显然更大些,进入中国一年后,2015年3月,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向全球投资人宣布,他要在中国市场烧掉10亿美金的补贴——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更令人惊讶的是,滴滴立刻用同样的力度参战。

就像直接点燃了石油桶一样,双方开始用比这更迅猛的速度烧钱。用户出行的价格立刻狂奔直下,甚至低到个位数,打一次车比出租车的起步价还低。乘客只对红包有忠诚度,一位滴滴司机给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要跑远途的乘客,用手机上五六个软件接力打车。“滴滴的红包用完了,就下车再叫台 Uber,本来出租车100多块钱的远程,我估计最后他花不到20块钱。”

周航觉得这种烧法是行不通的。他是个经济学爱好者,在烧钱大战之初,周航选择不参战:一个城市的出行市场是一个供给受管制的领域,一种短缺经济,需求相对稳定,不可能因为疯狂的烧钱造成巨大的改变。“当时我们做了无数的数学模型证明他们烧钱是不可持续的,就看看他们能烧多久,我们算账,觉得不会超过90天。”

可是市场就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走势向前发展,包括 Uber 美国的投资人都觉得一切已经疯了,Uber 公司董事,知名风险投资人比尔·柯尔利(Bill Gurley)在2016年对《纽约时报》形容,“这不是一场5小时棒球比赛的第2局或第6局,而是第14局。”——棒球的常规赛只有9局,一场超时过半的比赛实在是过于胶着了。

整个2015年,滴滴烧掉了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个亿。Uber 中国则烧掉了25亿美元,双方基本打平。

“就看着他们烧了90天,120天,一年……人家就是能不断地融到资,继续往里烧。”等到周航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这个市场已经烧到了日均几百万单,自己再想跟进的时候,头一年融到的1亿美元已经完全不够了。

━━━━━━

“利基市场”的老手

“现在反思下来,当时就是犯了执念,一个 CEO 的执念对做好一个公司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你是证明你一切都是对的,你的成本核算是对的,他们烧钱的策略是不对的——但最后你算对了又能怎么样呢?”

2017年的周航谈论这些,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周航有一张娃娃脸,跟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总是保持着轻松礼貌的微笑:

“难道你怪这个社会太疯狂吗?怪它没有意义吗?对吧?” 

易到不是周航的第一次创业,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2006年,在长江商学院的论文里,周航写了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概念。“niche”一词来自法语,原指为了供奉圣母玛利亚,在房屋外墙上凿出的小神龛,现在引用做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开始把这一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领域。

周航早在1994年21岁时就跟哥哥一起做了佛山天创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从广州向全国各地销售专业级别的音响。在公司起步初期,天创跟很多现在知名的大企业打过商战,比如同样是音响起家的大中电器,还有一家前身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索尼代理商。 

天创巧妙地绕过了这些直接冲突,大中电器主要针对家用音响,天创选择做专业音响,“做家用电器需要大量本钱,我们资金少,就去选择一个更专业,或者说更狭小的市场。”1999年开始做索尼的代理商时,周航还准备跟那家深圳的公司好好打一仗,结果对方的总公司撤掉了贸易部门,全心全意做房地产的专业化,他们变成了如今更有名的万科集团,周航不费一兵一卒:“(索尼)这事儿就全变成我们的了。” 

兄弟俩的天创公司在2002年就达到了“每小时赚一万块钱”的盈利,2009年正式离开公司时,周航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开始第二次创业前,周航想过许多更有野心的点子。2007年周航想过做数字支付,用短信做小额支付,彻底取代钱包,他在长江商学院的导师曾鸣兜头一盆冷水,告诉他这是支付宝才能干的事儿;他还想过做移动洗车,“一个短信代码发过去,洗车小哥就带着一套干洗设备,推过来就把车给洗了。”这件事现在证明也可以做,但在前移动互联网时期肯定无法完成。 

网约车,是周航的最终选项,这又是一种安全的“利基市场”,翻译成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出租车一直是一个长久的社会难题,周航此前读过调查记者王克勤写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也研究过胡舒立在《财经》杂志上一篇介绍新西兰出租车模式的文章。经济学家茅于轼跟周航是忘年交,两个人一起讨论过“出租车是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车的数量和运力模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媒体和学术界早在小十年前就发现,城市公共交通仅仅靠出租车已经满足不了愈发膨胀的出行需求,但迟迟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

周航决定做网约车,在2010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的市场空间:“因为我懂点互联网,我就最好找一个互联网巨头们肯定不爱干的,传统行业人干不了的,所以找了这么一个边缘行业。”

 

━━━━━━

有缺口的轮子才跑得快

到了2015年下半年,CTO 汤鹏记得,易到的管理层已经开始担心员工工资的问题了,当时已经“不知道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利基市场”的最初证明是聪明的选择,易到在前5年一直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易到的融资一直顺风顺水,在移动互联网起步初期,很多新冒出来的业务都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易到提出的网约车概念立刻脱颖而出:有海量需求、有商业模式、每一单又都有实际收入,这简直是投资的完美标的。 

周航的生意做得很舒坦,此前在音响公司,周航最大的经济冒险是借3分利的社会融资。在易到这里,他也不想在经营上冒险。股权上,易到所有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股权分配,让易到管理层在董事会保持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周航精心地掌握着易到的前进方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周航都喜欢讲“如何服务”的理念,他希望易到会让乘客自己选择司机,而不像 Uber 直接给用户分配一台最近的车,希望乘客能根据音乐品位挑选车辆,跟投缘的司机保持长期服务关系……在这些演讲里,资本的影子从未出现,那些融来的美元只是油箱里的汽油,帮助公司稳定、平衡、匀速地向前行驶。

唯一的问题是“黑车”的魔咒,政府的阻力一开始都压在易到一家公司头上,直到2014年开始,滴滴开始做专车,Uber 入局,这反而部分解放了易到:“所有的风险变成多家承担,我的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有稳定的盈利,有政府的阻力,有出租车价格在下面接着,周航在2015年依然认为网约车是个小众市场,可以慢慢发展,他不需要比1亿美金更多的融资。最好的时候,C 轮融资时易到拿了6家公司的 Termsheet,但周航“一方面考虑股权会稀释,另一方面我是奔着盈利去做的,眼光全在客户身上”,拒绝了当时许多唾手可得的融资机会。 

然而完美的轮子,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 

同样是2014年 C 轮融到1亿美元,滴滴在2014年5月就开始了对出租车的巨额补贴,跟易到的收支平衡不同,2015年前5个月,滴滴快的平均每单亏损19元,如果算上大量的市场推广费用,每单亏损高达30元。 

这些亏损的窟窿,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6亿美元、30亿美元、45亿美元、55亿美元……到2017年4月,滴滴总计获得了7轮融资,已到 G 轮,金额近150亿美元。投资人看中了用户、支付入口、流量等庞大数据的价值,击鼓传花般地为滴滴提供弹药。

而市场上的资金子弹其实总数有限,像在2014年,红杉资本的周逵找到周航,两个人长谈了3个小时,周逵希望易到能加入专车大战,被周航拒绝了。红杉中国最后投资了滴滴,友军变成了敌人。

“恰恰是在最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干的最坏的时候,现在看来你还纠结什么,还选什么钱?谁给钱就全要就完了。几亿美金全拔光,这就是融资,但我当时搞错了。”2017年的周航说。 

42岁的周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判断错了。他的前15年商业经验、在书本上读到经济学知识,伴随着商学院印刷精美的论文,在2015年行业洗牌的时候,被证明不再有效了。

━━━━━━

救世主乐视

与此同时,市场上一家新公司正在成为巨头,这就是乐视。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是资本运作的好手,2015年,在周航备受煎熬时,乐视网正成为整个创业板疯狂上涨的龙头,在年中,乐视网一度逼近1600亿元市值,这超过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联想、微博和奇虎360的市值总和,相当于同期在美上市的9个搜狐、6个优酷土豆。    

乐视还要做共享汽车,而且,乐视还没投资任何出行领域。第一次见面,贾跃亭给周航留下很好的印象:“很谦逊、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大佬的跋扈。我问过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特别勤奋,天天都在工作。” 

更关键的是,乐视想投易到。 

“我当时其实没有选择,是个百货公司来都可以。”2017年的周航不太想重复过去面对媒体,讲的那些协同作战的话语了:“我从一开始就没听明白什么叫‘生态化反’,那是最缺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愿意选择相信。”

 “我有选择吗?” 

在乐视接手之前,周航和他的团队在市场上做了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合并、卖掉、融资,“谈了一切可能谈的方向,跟无数个有不同可能性的人都谈了。”周航在互联网界人缘不错,年纪相当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在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交情是交情,投资是投资。连易到最坚实的后盾、第一大股东携程此时都救不了自己了——“因为钱烧得太大了,没有谁敢接了。” 

周航之前的个人坚持,开始一项一项被打破。

别提什么10%的均衡股权了,据公开资料,2015年10月,乐视以7亿美金拿到易到66.67%的股权;

别管什么姿态优雅了,2016年周航连发了两次公开信,一次炮轰马化腾,称微信屏蔽了易到的比价应用;一次在滴滴 Uber 合并后,公开喊话邀请 Uber 中国员工加入易到; 

别再提什么“完美的商业闭环”了,易到从2015年11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充值返现,用户充值100元,易到补贴100元。在2016年6月30日,充返总金额就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比乐视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起码公司有钱了。”周航如今的回忆有点不冷不热。他告诉我,那几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并不是自己写的,是公司要求以他的名义发出:“我当时跟媒体很客气地表达过,很多乐视的做法我都不喜欢,但我选择学习接受,不去干涉。” 

当你的公司已经被人收购,只有股权的比例能决定话语权的大小。周航和其他易到早期员工希望自己能学会乐视的做法,前 CTO 汤鹏的解释是:“原来我们的做法,要是做得好早就超过滴滴了。所以就要和新鲜血液尝试一下新的打法。”

━━━━━━

缺钱,缺更多的钱

2015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充返,给易到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惊人效果。用户迅速回流,在2016年6月30日,易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功发布会,周航宣布,长达227天的“100%充返”活动总充值金额超过60亿元,现在的易到日均订单已经达到100万。贾跃亭制定的“百万日订单、新增百万司机、新增百万车辆”三个百万目标提前半年达成了。

“起死回生!”背后的 PPT 上四个大字。

周航看上去已经学会了新市场的玩法,但鲜花着锦中,看不见的裂缝正在滋长。

充100返100倒也不是新鲜事,2015年1月神州专车已经开创了这个玩法。但是同样是烧钱,周航解释,“人家为什么能先充值后融资?因为人家用自己的车,只需要把司机的工资和油钱给了就行。”

易到的充返一开始成本就远高于神州,包括那些返赠给用户的乐视电视、手机,实际都是易到走账购买,哪怕充100返80+乐视生态大礼,返的“生态大礼”,有可能是真实价值不到20元的生态产品。

联合创始人杨芸捅破窗户纸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开始我们觉得这件事能降低成本,但后来你发现,乐视把所有的库存产品,都通过易到平台消化掉。周航在一次董事会上也曾严肃地提出来过,他认为这对易到太不健康了。”

合并后,乐视派来了自己任命的易到总裁等高管,他们掌握了易到的实质运营权。CEO 周航决定充返到6月就可以截止了,但乐视方并不同意,理由是一旦停止,公司又会陷入缺钱的境地。

“我问他们乐视没钱,干吗还要做充返?他们说我们乐视一直是这样的。”周航又一次面对一个完全不合商业常理的局面,令人尴尬的是,这次是易到自己的大股东。

100%充返,意味着用户每一块充入的钱都带来了100%的负债,下一步本该是拿着百万日订单去融资,乐视过去也正是一家有神奇融资能力的公司(自2010年上市七年时间里,乐视网累计融资300.77亿人民币),可就在易到加入之后,乐视这场击鼓传花正好敲到了尾声。

乐视实质上投资到易到的钱,其实只有一两亿美元,这对60亿充返带来的资金大窟窿只是杯水车薪,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乐视也迟迟没有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方。在2017年1月,周航莫名其妙地得知了一笔已经发生的贷款:乐视正在以易到为主体,向银行贷款14亿。 

“贷款是2015年11月16号发生的, 我直到2016年1月4号才知情。我1月4号直接写了邮件,抄送给所有股东指责他们这件事情,这是严重违规和触犯商业底线的事。” 

我问周航,没有你的签字,或者是没有你们董事会确定的话,这个事能成吗?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乐视这样的事干得还少吗?”

我提到,乐视后来指责周航明明对那笔14亿的贷款从头到尾都知情,周航很激动:“我知道个屁,乐视这个公司有过实话吗?” 

━━━━━━

可以不选乐视吗?

照片拍得很快,周航比摄影师其他的拍摄对象更容易进入状态。 

此前几次采访中他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谈乐视。但7月14号这一天,从影棚的聚光灯下走出来,他主动告诉我,头一天他刚刚去公司签字,此时才正式知晓韬蕴资本的入局。“这个公司不是我找的,此前谁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是一个他最期待的结局:

“这个话我今天能说了。4月17日那个撕破脸皮的公开信,主要目的就是逼走乐视。”

“一方面通过政府和媒体压力保护司机和用户利益,同时要乐视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促成新的资本方参与进来。”周航说。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周航、杨芸、汤鹏三位创始人团队就起了离开的念头。CTO 汤鹏原本负责所有技术业务,“后来乐视的同学说我们把整个产品技术分成好几大块,前台、中台、后台,我只负责后台。工作量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周航的朋友圈变成了环游世界的主色调,杨芸去做了幼儿园,汤鹏创办了一个互联网保险项目,新公司“量子保”也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后来我在新公司见到他时,发现他办公桌落地窗正对面就是易到的办公室。

去年底开始,周航和杨芸也一直试图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但所有投资者都是一个态度:乐视是易到的负资产,必须退出。但乐视不愿意退。

在2017年3月开始,易到的司机发现自己的账户提不出来钱了,充返寅吃卯粮的后果山洪决堤一样呼啸而来,易到给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反复拖延支付时间,警车开始整日整日地驻扎在易到公司楼下——愤怒的司机们正在围堵易到办公室,这场充返提款的闹剧最终险些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周航一直给外界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喜欢谈论经济学原理,与国内学者们关系密切,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戏剧和展览。第一次见到周航的人,都会受到他亲和力和热情的感染。

只有亲近者能见识他的强硬。就在拍照的前一天,作为投资人的周航见了两名创业者,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对方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创业项目,流量、入口、认识某某业内知名人士……

“你讲了这么半天,最后怎么赚钱呢?”

“人家 APP 凭什么给你导流呢?”

“我还是没有听懂。”

周航瞪圆本来就大的眼睛,抛出一连串反问句,要求就项目的商业逻辑给出直接清楚的答案。

创业者露出紧张神色。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跟周航认识多年。

当天汤鹏也在,一直在双方之间打圆场。事后他告诉我,周航在熟悉的人面前脾气算不上温和。汤鹏倒觉得周航没必要太委婉:“表达越直接,大家越容易理解。”

4月的公开信,就呈现了强硬、直接的那一面。这次确实是周航自己写的了,公开信踢爆了乐视、易到和他之间的矛盾,直接地告诉外界:那笔14亿贷款到账后,乐视挪走了13 亿,易到资金的窟窿又大了一圈。也正是因为这个窟窿,2 个月后司机开始拿不到钱,定时炸弹爆炸。

周航第一次选择了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说起这些,我们正在他的特斯拉汽车里,从影棚回他在顺为的办公室,在车上,他不愿意再说公开信之外的细节:“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你光看到了浮在水面的东西,我们认真做了各种帮助促进重组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可是在接受乐视投资时,就没有任何一丝的怀疑吗?一个有成熟经商经验的人,为什么陷入乐视这样的局里?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这么简单?我觉得你预设的故事单薄得跟一个小人书似的。“周航从座椅上弹起,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正行驶在东四环上,窗外恰好就是乐视大厦的大 LOGO,我追问他,乐视最开始到底给了易到什么许诺?周航用了三句同样的话回击我的提问:

“有别的选择吗?你没有别的选择。”

“不管什么许诺,当时公司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在任何时候做的商业决定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做出一个‘较好’的选择。”

“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交易机会吗?很简单,没有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周航说完,倒在汽车的皮椅里,很长时间里,车内无人说话。

━━━━━━

成功这门玄学

周航现在不焦虑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互联网创业的大浪呼啸来去,成功者每一个个人的爱好、性格、判断力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他们在机场书店的屏幕上反复演讲,致富的路径1、2、3、4清晰可循。

然而浸淫多年的人,恐怕会更为谦卑,意识到弄潮儿的位置反复轮转,有时候时势的力量远超乎个人的努力。周航的好朋友、“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从1999年开始接触中国互联网界,到现在已经快20年,回顾2014年、2015年那些烧钱大战,也如同叙述一场奇观:“如果提前几年说,中国互联网的产品会一天烧掉几个亿,就跟《大腕》里说炸掉喜马拉雅,把印度洋暖风引到西藏一样,听上去不是个笑话吗?”

“但是资本认了,一棒接一棒,烧成既成现实了,再没有人会说这是笑话了。”这种模式成功还是那种模式成功,都有极大的偶然性,周航输在了自己的商业经验上,可张鹏也不认为这一次成功者的经验,在下一次商战中可以无限复制下去。

即便是外界看起来如出一辙的商业竞争,同一个周航,站在同样的先机,能否把握住机会,依然是一种充满未知的结果。

2014年,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来北京参加极客公园创新者峰会,周航被邀请与马斯克同台对谈。峰会之后,王小川、张向东、周航等嘉宾相约去喝一杯,几位记者帮忙组织了这场聚会。当这些如日中天的男性创业者们谈笑风生时,现场有一位女记者突然冒出来一个无法自抑的冲动:我不能做一辈子的旁观者,我必须有自己的产品。

两年后,当这位前极客公园记者、现创业者胡玮炜做出第一版摩拜单车时,周航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但他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动。“我可以投一点钱。”周航鼓励刚创立的摩拜团队,但此事最终没有下文。听说那台橙色的小车造价高达几千块钱,每骑一次收费1元,周航觉得这是个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的账。

“这说明我看事物的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我不能用一个静态的现在来看它的未来。摩拜当时的成本高,但会永远用这么高的成本来造车吗?”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故事的结局了,周航错过的这个投资机会,后续变成了新一轮融资大战的承载者——摩拜&ofo,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就是当年滴滴&Uber 的复刻版。摩拜现在已经融到 E 轮,累计融资额11亿美金,估值已经超过了易到。

这半年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里,周航正在对公众分析自己的反思,分析对“流量”、“领导力”等问题看法的变化——一个44岁的知名企业家公开讲解自己的失败,这是中国商业界罕见的姿态。

周航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休息期里,没有明确决定以后做什么。“就当是游泳游累了,在池边歇歇脚。”他说人类寿命既然能达到120岁,现在歇上一年半载,之后还是能再开始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

2010年创办易到之前,也是一个漫长的休息,他打了几年高尔夫球,把太太和孩子都办了加拿大移民。第一次采访时,他跟我说打高尔夫球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己过得很自在。

但在一篇投资者内部分享里,他承认当时的自己异常恐慌,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方向,最难受的时候还让母亲陪自己去看过心理医生。

周航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当年他不想为了一张枫叶卡,无所事事地在加拿大待满两年的移民法规规定时间。他至今依然要在国内外往返,每个月回到北京东五环的家。

歇脚的泳池还在国内,新的风浪正在方寸间集聚,周围的所有人正在全速前进。

 

(本文发表于《智族GQ》2017年9月刊)

携手非洲,从一个冰桶开始

本次埃塞行程来自果壳网万有青年养成计划

一出飞机舱门,刚刚深呼吸第一口埃塞俄比亚的空气,还没来得及感慨一句“啊,非洲!”,我就被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标语噎住了——“中国进出口银行”。

第二块标语更让人双眼圆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蓝底白字、黑体加粗的8个汉字,挂在一个正在建设的航站楼外墙上,让我怀疑11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到底把自己带到了哪里。

这里是埃塞俄比亚,地处东非,是非洲人口第二大的国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地处海拔2千多米的高原,7月末正是雨季,体感温度和云南差不多,完全没有想象中非洲的炎热。

跟现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埃塞到处都有中国的痕迹。我在埃塞的8天时间内,出入首都的平整的柏油马路都是中国建造;街头总有当地小伙热情地用中文招呼“你好!”;亚迪斯城市正中央的轻轨是中国中铁承建;在亚迪斯郊外,一个在建的工业园区附近,已经早早建好了未来的住宅区,来自中国的建筑公司可能照搬了中国的图纸:一模一样的高层小区,一模一样的配色,一模一样的楼间距,乍看上去就像任何一座中国的县级市新楼盘,连附近的公路收费站都毫无二致,只是收钱的员工皮肤是黑色的。

如果只是这些痕迹,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海外合作故事。除了建筑、交通、加工业等传统投资项目,中国其实在埃塞还有一种刚刚起步、未来会影响更加深远的合作——公共卫生。

1. 投胎彩票

一个婴儿如果降生在安哥拉,Ta面临死亡的可能性是一个芬兰婴儿的75倍,巴菲特把这种命运的巨大差异形容为“投胎彩票”。

相比于西非的安哥拉,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的条件要好很多:2016年,埃塞俄比亚的GDP已达720亿美元,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经济大国。经济跃升带来的进步显而易见:1990年时,埃塞俄比亚1/5的儿童不到5岁就会夭折。到2012年时,这一状况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与1990年相比,该国儿童死亡人数降低了66%,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完成了降低儿童死亡的千年发展目标。

但对于一个5岁以下的幼儿,埃塞依然不是一个医疗资源完善的出生地,埃塞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5MR)目前仍高达88/1000。在距离首都2小时车程的一所村庄,我们参观了一所乡村医院。当天恰好有一位已经41周的孕妇来做第四次、也是产前最后一次检查。年轻的男妇科大夫热情地让我们这群外宾围观他的检查过程,大家却惊讶地发现,他唯一的检查仪器,就只是一个木制胎心听音筒。

几小时后,在市区里一家大型医院,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现代医学设备。院长一见到我们,就提起1980年代有中国援非医疗队来过这里,当时附近城市的医疗人员都过来学习取经。现在这所医院为当地几十万人口服务,配备了台湾捐赠的B超机,也有X光检查室。

但作为参观的”外宾“,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现代器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X光检查室没有铅门,再仔细一看,尴尬地发现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这种环境会让室内室外的人都会暴露在极大的辐射危险中。

医院的院子里有大量排队候诊的病人,但B超机等仪器在我们参观的半小时内,都是闲置状态,与排队的人数不成正比。

即使是这样的医疗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体验到。埃塞目前只有27%的产妇去医院生孩子,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生产,从未做过孕期检查。在第一所乡村医院,为了鼓励孕妇来医院分娩,医院甚至会提供免费食宿,院子里专门有一个大库房存着木炭、燕麦、中国大米、意大利面和新鲜的洋葱、番茄、土豆……想想有点啼笑皆非:NGO如何提高孕产妇就诊率?为医院买菜吧!

新生儿和孕产妇的健康,是埃塞最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之一——埃塞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非常像一个金字塔:0-14岁儿童占比41.4%,14-59岁人口占比53.3%,60岁以上人口仅占5.7%。

埃塞的人口在2015年已超9900万人,居世界第13位,跟中国社会的老年病压力不同,埃塞更急迫的任务是保障4000万儿童的健康。儿童面对疾病更为脆弱,但有一种方法能让孩子们直接与许多重大疾病直接隔绝,且方式极为简单:打疫苗。

“从各个层面讲,每个国家都会优先投资疫苗,因为投入产出比特别大。”吴文达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医学专业出身。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接种疫苗是成本最低的卫生措施,每在儿童接种疫苗上花费1美元,可为国家节约医疗费用、因疾病造成的误工费等约16美元,再考虑到因寿命延长创造的劳动价值,1美元的投资回报可高达44美元。

埃塞的孩子现在已经能享受免费的疫苗了:在2岁之前,当地孩子可以接受10种计划免疫,比中国计划免疫还要多2种。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基会、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牵头推广EPI(强化免疫项目)。其中买单的是GAVI,这个组织正在全球贫穷国家提高免疫计划的可及性并提供技术支持,疫苗支持有三种:最穷国家免费供应,中等国家是GAVI与该国各付一半,发达国家自付费。埃塞享受的是全免费支持。

但是有不要钱的疫苗,就够了吗?

2.疫苗不是问题,问题是温度

几年前,青岛澳柯玛派了一支团队去埃塞俄比亚的农村调研,这座极端贫困的偏远村落听说有中国人来,全村人都涌出来围观。一名叫单波的总经理随手拍下了一名幼童,这个孩子浑身上下只有一条围巾庇体,光着脚就跑出来,兴高采烈地看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回国后那名员工放大了照片,震惊地发现小孩的脸上不光糊着眼屎,而且“落了九只苍蝇!”,这群中国工程师此前知道非洲穷,但不知道会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叫家啊?就是几根木柱子,上面搭上一个草,这就是家。下面放着三块石头支一个锅,家里就这么一口锅,没其他东西了。”

免费的疫苗是送不到这里的。

在埃塞的偏远农村,每次打疫苗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医疗员要去几公里外镇一级的医院,用冷藏包取来疫苗,再召集各个村里的孩子集中接种。埃塞农村道路铺设率极低,仅有10%的埃塞俄比亚农村居民能够在其住处两公里范围内找到一条具备一定天气变化应对能力的公路,很多家长要用毛驴驮着孩子,最长走上一天才能到卫生站。

这种定时、集中的接种很容易漏种:打疫苗的消息是地方卫生员在村里通知的,这种靠人力宣传的方式,没有办法保证所有该接种的孩子都按时出现,疫苗取多了,没地方存储,只能白白失效;疫苗取少了,晚来的家长只能无功而返,带孩子再折腾大半天回家,下一次还需要双方大费周章通知、跋涉、补种。新生儿错过一次接种,就要再等一个月,在很多炎热、缺水的区域,这一个月时间就是在于死神做较量。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冷库每三个月接收一批疫苗,按季度配送到各个州,再按月下放到县村卫生站。到村一级时,很多卫生站已经没有冷链了,只能用被动式疫苗存储箱保冷。联合国儿基会驻埃塞代表处层对4种疫苗的配送做过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约有20%~30%的疫苗会因冷链断裂而失效。

储存条件不好,那帮他们盖房子、买冰柜,是不是就行了?“可是电怎么办呢?”吴文达摊手,“我们总不可能给他们拉电网吧?”

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伙伴Global Good的方法,是造一个存疫苗的冰桶。

这个冰桶不能是常见的直冷式冰箱——一旦出故障,基本没法维修;

不能是天然气冰箱——天然气成本太高,会占去卫生站至少30%的经费,气罐运输也不安全;

不能用太阳能——没人能上屋顶做日常维护,电池板也容易被盗;

不能用汽油、煤油冰箱——不环保,油也容易被挪用。

一种不用电、不用燃料、又能长时间制冷的冰桶,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了,然而现在的埃塞乡村正在推行一种叫Arktek的被动疫苗存储设备。这个设备可以用骆驼或毛驴送到最偏远的山区,里面装着冻好的冰排,保证疫苗在0~10℃的温度下,储存长达35天或更久。

Arktek是美国一家叫Global Good的科研机构发明,委托中国澳柯玛集团制作的,Ark是“方舟”之意,tek则意指“技术”。除了埃塞之外,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以及亚洲的印度都在进行这个不用电的疫苗冰桶的试点工作,每个白色的桶身上都写着“澳柯玛”三个中文汉字,冰桶成了另一个层面上、更深入非洲的中国制造。

3.高科技冰桶

在北京的盖茨基金会办公室,我见到了Arktek实物。冰桶比想象中重很多,高70厘米,有20多公斤,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桶里是8个冰排和三层分离的疫苗盒,塑料外壳是防弹材料,经得住远途颠簸的运输。整个保温层用的是航天技术。桶内的8个冰排每个单独取出,都不会影响其他疫苗的温度。

从中国到埃塞俄比亚,要横跨8000公里,而Arktek的制造路线,已经环绕了整个地球。

Arktek最早的产品模型由比尔·盖茨投资的科研机构Global Good设计,当模型设计出来后,需要找到一个产能稳定、价格合适的厂商生产,可以想象,最合适的商家应该是在中国。

2013年,澳柯玛接受了Global Good的邀请,共同开发量产的Arktek。在澳柯玛之前,另一家中国知名制冷企业拒绝了这一邀约,原因很简单,Arktek的销售前景并不清晰,直到今天,这个产品依然不赚钱。派出人力物力去开发,会占用了企业开发其他产品的资源。澳柯玛的团队刚接手时,觉得”很简单,不就是一个罐儿,加上个保温,加上几个东西就行了吗?“信心十足地告诉董事长李蔚”一个月就做出来了。“

等到最终做出成品,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举一个例子,冰桶听上去简单,桶身是一个双层真空罐,中间一个传导的环节用了双金属环。”一个是铝的,一个是不锈钢的,要焊在一起,中间完全不能留空隙。“技术员们讨论,用胶粘合会挥发,用焊接自己的技术又办不到。“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军工企业做爆/炸焊,把两个板子放在一起,上面铺上炸/药点燃。最后用爆/炸的压力把两个金属环压在了一起。”

“解决金属环的问题,就用了半年多时间。”澳柯玛的经理告诉我们,Arktek是个完全从无到有的产品,如果有人愿意仿制,澳柯玛的技术起码领先了同行业5-10年。

在埃塞的试验点,即便是在白天有43℃的高温地区,Arktek依然能保持稳定的桶内温度。试验点的卫生站护士直接要求实验结束后,不要把冰桶带走。在埃塞一些已经推广使用的地区,Penta 3(破伤风蛋白多糖共轭,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和麻疹的接种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7%和90%。

拍到“9只苍蝇”的澳柯玛团队,实际上在前文的村庄中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当地人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盛装打扮,穿上庆典采用的服装为他们表演狩猎丰收舞蹈。“我听不懂他们的本地语言,但能听出来China‘、‘Arktek’字眼” 澳柯玛疫苗冷链公司副总经理任一钊说,有了Arktek之后,卫生员可以移动办公,甚至到新生儿家里做接种。

“每个Arktek可以覆盖一个6000人左右的社区,以2.5%的新生儿率计算的话,可以给144个新生儿注射疫苗。现在保守计算,每年Arktek提升了当地5%的疫苗接种人数,就是7.2个新生儿,每个Arktek服役期是10年,就是多帮助72个孩子接种了疫苗。”任一钊自己觉得非常骄傲,“这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4.皮下埋植避孕剂

像Arktek一样进入埃塞的中国医疗产品,目前还并不多。

每个Arktek冰桶售价约2000美元,采购Arktek冰桶的非洲国家,大多是得到了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援助。想进入联合国大宗公立采购的清单,产品必须通过PQ认证。PQ认证即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或者Gavi、UNICEF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等国际组织的采购体系采购和使用一项设备的前提要求。

PQ认证主要针对一些疾病治疗急需的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比如抗艾滋病毒/艾滋病类药物、疟疾类药物、结核类药物、生殖健康药物、流感药物、急性腹泻药物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药物以及部分抗癌药品。

2015年,Arktek通过了PQ认证后,正式进入非洲市场。国内已经通过PQ认证的医疗产品现在并不多,以疫苗为例,印度通过PQ认证的疫苗已经超过30个,中国只有两支,一个是中生集团成都所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另一个是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实际上,国内的医疗市场竞争正在逐年加剧,医疗市场的红利期早已结束,竞争已近饱和,厂家之间开始出现恶性砍价。与此同时,跟建筑、交通一样,非洲的公共卫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很多企业来讲,开始为产品做PQ认证,通过国际采购走到非洲,已经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在埃塞的乡村卫生站,我看到了来自中国广州和韩国的避孕套,它们将被免费发放给当地民众。在镇医院里,避孕的选项更多了,除了避孕套,还有宫内节育器、长效避孕针和皮下埋植避孕剂。

这几种避孕产品有什么区别?吴文达告诉我,中国大多用宫内节育器,就是上环,这种在体内操作的方式放到非洲其实非常危险:上环这个手术要用到多工具,以非洲的医疗条件,很难做到完全无菌,当地艾滋病传染又严重,在体内手术感染率、死亡率都高出很多。一旦手术出现感染,后续治疗也非常麻烦。

”也有很多打一针能管三个月的长效避孕针,但这个也很麻烦。一个女性每三个月要走一天的路去找医生打针,这并不现实。“吴文达说,未来一款叫Levoplant的四年期皮下埋植剂也会加入到非洲的药柜里,这是上海达华药业有限公司在今年6月刚刚通过PQ认证的产品。在盖茨基金会看来,这是最稳定安全的避孕方式。

皮下埋植剂是什么?即便是育龄女性,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产品。每包Levoplant里,有两根含有左炔诺孕酮(一种合成孕激素)的硅胶囊管,像打针一样,将避孕针”注射“到女性上臂内侧皮下,无需任何切口,可以缓慢地释放孕激素,有效期一般长达三四年。

在埃塞的几家医院里,我看到的产妇年龄跨度极大,有刚刚18岁的初产妇,也有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孕妇。埃塞女性的平均首育年龄只有20岁,每位女性平均会生育5位子女,现在已经有很多埃塞女性表示有节育需求。“有了方便的避孕产品,埃塞女性就可以自主决定怀孕的时间。第一,可以把首次怀孕的时间往后推,免得15、16岁就怀孕,女孩就要放弃她们的学业和个人生活;第二,可以把怀孕的间隔拉长,如果刚刚生了孩子,三个月后又怀孕,妈妈的身体得不到恢复,哺乳期只有三个月的话,对新生儿健康也不利;第三,意外怀孕会导致更高几率的非法堕胎,一旦堕胎手术遭到感染,也会导致死亡,我们可以降低这部分的死亡率。”吴文达说。

自主计划生育是一个国家能为其未来所做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之一。在计划生育上每花费1块钱,就能节约政府6块钱用于改善健康、住房、水、环境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国内皮下避孕埋植剂的市场一直不大,通过PQ认证后,相关的医疗企业实际上是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既是援助的对象,又是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在非洲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埃塞,我们见识过满屋跳蚤、地上洒满稻草的小泥屋,也在首都的五星酒店里偶遇了一场上流阶层的婚礼,所有宾客衣着得体,年轻新娘硕大的钻戒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说回到最初的“投胎彩票”,这种出生环境带来的贫富差异会永远存在。而降低对儿童来说高风险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从而使得“投胎彩票”更加公平,是盖茨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所致力的方向。

作为一个地球另一边遥远的国家,中国可以在非洲的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澳柯玛董事长李蔚告诉我们,Arktek至今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但品牌的宣传效益无法估算。

“一个做冰箱的企业,也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李蔚觉得改善公共卫生,能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受惠,而一个非洲儿童的健康实际上与全世界都息息相关:“让每一个儿童从小到大有一个公平的生存权。贫穷地区的孩子有了生存权,那么后面还会得到教育权,他将来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或者受到更高的教育,他们可以去改变非洲,可以改变世界,比我们更有效。”

感谢果壳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埃塞俄比亚采访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