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给捐了的人

0112赵永华把曹大爷搀到养老院楼上,这个民办养老院就在赵永华家社区里,他三天两头过来,都熟。

养老院的场景让人想起香港电影《桃姐》,但远比电影令人沮丧得多。没有风流倜傥的大爷,也没有老来俏的阿姨。我们在走廊里一站,看见到处都是疲惫呆滞的老年人,从身边迟缓地经过,我们只能面面相觑,小声惊呼一句:天哪!

赵永华带着我们在楼道里转悠,转眼间他已经变成这两层楼里最有活力的人。

“老张吃了吗?”
“晒太阳呢老王?晒太阳好!”
“介是三姑娘”,等人走过去了他小声说,“当闺女时被人强奸过,想不开,精神就出毛病了。”
屋外长椅上一堆衣服突然动起来了,露出来一张没睡醒的脸。赵志华打了个招呼,按住了他:你接着睡!别起来!

来之前他给曹大爷买了包烟,悄悄告诉护工,怕老曹烧着自己。曹大爷其实跟老赵同龄,年轻时也是个阔少,老了什么都没剩下。老赵补贴钱,每天供着鸡蛋、零食,时不常带到家里坐坐遛个弯,这是他自愿帮扶的第十二个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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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爷与老赵年龄一样,身子骨却像差了几个年代

出了养老院大门,老赵两脚带风地往前走。69岁的赵永华个子不高,腰已经开始佝偻了,身上的衣服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这都是死人衣服,捐完遗体的,我拿回来,一点都不嫌弃。”

一定要把自己捐出去

来找赵永华之前,我们定的选题是“劝捐员”,这个称呼赵永华否认了不下四次:“我不是劝捐员,劝捐员是医院里人家快死了,你过去问能不能捐遗体,那人家子女能乐意吗?”

赵永华给自己的定义是“遗体捐赠宣传员”,此后的整个一下午,我们都在跟老赵争论,“志愿者”到底是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老赵的上一份工作是工人,年轻时他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的中层干部,“拿扳子挫东西,做手工活儿”。

1993年,先进职工赵永华下岗了,没多久,老伴也被提前退休了。家里四口人,月收入靠老伴的退休工资活着,每个月只有420块。

街道想帮他们换个职业,带来了工作推荐表和低保金。老赵都给推了,他的解释我们很难理解:“我们跟政府讲我们不要,希望把钱给比我们更困难的,我们想找个永远不下岗的职业,最后想来想去,就是干志愿者吧!”

老赵夫妇俩此后的工作,就变成“在社区搞个卫生,管管绿化,搞个志愿巡逻。”在1997、1998年前后,老伴赵秀兰看见报纸上一条关于遗体捐献的消息。下岗之后,赵秀兰陆续照顾、送走了家里的几位老人,生老病死见多了,赵秀兰琢磨着,要不干脆把自己捐了吧 。

天津当年还没有正式的捐赠程序。“你上门问这事儿,有人看你像看傻子似的。”跑了各种医院无果,赵永华开始跑接收方天津市医科大学,去医院问了各种科室,都没有人专职管这件事儿。中途遇见的冷言冷语也不少,搁一般人身上,热情早就凉了。赵永华是个轴人 ,觉得这件事儿对,就非得要办成。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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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头一天不知道,后面能有四年。”夫妇俩先花了两年做通了儿女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把去医科大学的路线都跑得熟熟的,帮着人家把程序捋顺了,跟捐赠单位办好了接收手续。到最后马上事儿要成了,还最后一步是做公证,老赵夫妇想要双捐(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四个公证书,要收费800块钱。“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收入才420,要花俩月工资来办这个事儿,你想想得有多难。”

直到2002年3月31日,老赵终于凑齐了800块钱,把两口子的捐献证明做了公证。刚拿了公证书回家,老赵就自己张罗着在家门口贴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的牌子,把自己家电话“26670440”写在牌子上、印到名片上到处发,变成了24小时热线。

如果赵永华是个年轻人,他也许就是那些在网上乐于分享攻略,建立讨论组的组长,一个有威望的网络红人。但放在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年人身上,热心肠要花掉他更大代价。赵永华能想到的分享方式,就是把自己整个求捐赠的四年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电话号被媒体公布之后,每天都要接几个电话,替人答疑解惑,还得自己跑腿上门办理捐赠手续。

这个电话同时还是“家庭扶老帮办热线”,老赵夫妇从1998年照顾送走了第一个老人后,就一直把陌生的孤寡老人往家里接,后来变成贴钱往养老院送。一次一对小两口儿打来电话,以为这是个政府职能部门,想请热线给家里的老人做做工作。等到找上门来,小两口 却发现热线所在地位于天津的城乡结合部,居然在一幢老式居民楼里。敲开房门后,看见面前狭小的一室一厅,小两口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小两口本来想讲讲自家一百多平的房子如何住不开一家四口,横生了多少摩擦。在30平房米的小屋里,俩人坐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沙发上,看着面前40多个赵永华自己整理资料的文件夹,还有满书柜的荣誉证,小夫妇没再多说什么,坐了半晌,走了。

善良的逻辑

自从公布了热线,各种有捐赠想法的人就开始找到赵永华,这样的人占据了老赵办理的大多数。另外一小部分,来自赵永华帮扶的孤老、残疾对象。

小区里的张文成是赵永华的好朋友。张文成今年60岁,十几年前因为家庭突生变故,又赶上自己下岗,急火攻心,一夜之间视网膜脱落就盲了。张文成没有子女,现在一个人住在家里,靠听话匣子解闷。2004年在社区活动里认识了赵永华,赵永华总上门照顾他,时间长了,张文成决定把自己的遗体,和完整的角膜捐献掉。

“捐完之后说什么的都有。”张文成有时候会带着马扎下楼,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街坊问他,张大哥,又看见你上电视了,遗体捐献国家给你多少钱啊?“我说不要钱,都是自愿的,他们就说不可能,那不是大傻子吗?”一次两次之后,再多了张文成就不爱理他们了 ,有时候生气了也拿话堵对方:“我看不着,你跟我说话我不认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着我的东西了。”

赵永华不怎么埋怨这些人,认为入土为安、坚持传统意识的肯定还是不少,但这些“不是主要矛盾”。他接触过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最早捐助都还不成体系,老太太的老伴临终前要求捐献角膜,老太太自己到天津眼科医院跑上跑下,找不到头绪急得不行。“老太太跟我说,他们捐不成这个角膜,自己没损失,但怕别人知道他们没捐上,会骂他们欺骗社会、欺骗政府。”赵永华看见老太太就在那急求着办事人员:你们千万走走脑子,走走心,千万别让我老伴的角膜用不上了啊!“你说咱们现在角膜捐赠数量少,是老百姓觉悟的问题吗?”

张文成身边有个遗体捐献小分队,清明节前大伙儿刚去过天津蓟县,到元宝山庄陵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扫过墓。这个小分队都是签过捐赠协议的人,做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钟点工等等——我们问老赵,为什么反而是这些并不富裕,并没有享受太多社会资源的人,更热心做这些事情?

“年轻人问这句话很正常,你们注重这些事儿,到我这个岁数就不是这个想法了。”就像家里的老辈一样,赵永华开始忆苦思甜:老赵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出生的,解放战争时父母抱着儿女一路从天津逃命到老家河北吴桥。挨冻挨饿,躲炮弹的日子活下来了,父亲总教育赵永华不能忘本:“你有能耐没能耐我不管你,但你必须是好人。”

“跟那个环境比,现在我们不就是穷点,工资收入少点吗?社会治安、社会环境都好了是吧?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是那时候了,顶不济就谁骂谁一句、讨论一下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过去那种占山为王的、相互打仗扔炮弹的事儿没有了,不是幸福多了吗?”赵永华经手的捐献者绝大多数是平头老百姓,老赵觉着,像张文成这样做了捐献的人,都还是有那么一份爱心,懂得感恩的人。自己遭遇了不幸,想着捐献了遗体和角膜,自己这一辈子就没白活着。“我现在腿脚灵便,多帮忙跑跑腿,不知哪天就死了,多干点,给人多留点念想。”

可能跟那对小夫妻一样,坐在张文成四面水泥墙的家里,繁华世界里一个平时根本想不到的孤寂角落,你会放下不解,相信面前赵永华的这番话。相信就是这个让他隔三差五往这里跑,把志愿者这件事儿当成工作守着,帮别人忙前忙后,按照他坚持的逻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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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成

麻烦解决者

2006年12月23号,天津市发布了规定,捐献遗体、眼角膜者实行免费公证。这背后跟赵永华反复找公证处、找司法局离不开关系——老赵的轴劲儿用对了地方,不管对方说什么话,就当是个机器,拿自己的肉身一次一次上去磨。在全国遗体捐赠依然行政手续落后的情况下,起码在天津市里,公证费是取消了。

普通人看来,自己主动捐赠遗体、器官,还要自掏腰包每份花200块钱做公证,简直是匪夷所思,其实超乎想象的麻烦事远不止这一桩。在连跑步软件都记得住你的心率、运动习惯的时代,居然还没有任何一个网络系统会连接遗体捐赠的上下游,医院不会知道送来的这个病人是否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一旦捐赠者去世,需要家属自己去联系类似眼科大学、医科大学这样的受捐单位,这其中捐赠的折损率,可想而知。

这其实是赵永华工作中最累的地方。普通劝捐员拿到了捐赠协议,工作就到此为止了,事后真正能捐赠成功的几率非常小。赵永华要经常去捐赠者家里跑,一方面探望一下这些朋友们,另一方面是刷存在感,真到最后那一天,家属得知道,找赵永华能办成事儿。

老赵经常半夜一个电话被叫起来,跑到医院面对一个刚刚去世的捐赠人,此时受捐单位还没上班,没人过来办理。这时尸体放哪?放病房里,同房间的病友不干,医院也着急倒腾出床位;放太平间冷库,角膜一冻就不能用了;实在没地方,放走廊里吧,家属这时候肯定要急了——父母是要做好事儿,为什么给我们停在这了啊!

这时候的赵永华总是里外不是人,最难的一次,老赵自己推着尸体进了太平间,求看门人通融,自己放在冷库外守了一宿。到了12点,窗外的烟花腾腾地炸开,屋里的亡人脸色都照成了绿的。倒是看门人挺高兴,有酒有肉地开始哼小曲,这么多年了,头一次有活人在 这陪自己过年。

让老赵欣慰的是,有时忙活到半夜,只能一狠心打车回家。很多司机都在广播里听过赵永华的故事,发现上车的是老赵,并不嫌晦气,送到家门口,一踩油门,不要钱走了。

“我干了20多年的活儿,没有得过谁的一分钱。”老赵的志愿工作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他也很谨慎,他帮扶孤寡老人,自己垫钱给捐助者跑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从来不接收捐款,因为“我没这个资质,解释不明白”。他不愿意讲这个活儿更多的委屈和不公,不愿意用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去分析,照顾孤寡老人到底是谁的责任,遗体接受单位为什么不能更主动负责。他的逻辑强大到可以忽视所有不好听的话,和为他感到的不平。

刚出养老院,我们在门口看见了一群高中生。一个男孩叼着烟,大声朗读一张去天津科技馆的观后感作文:“我看见了很多捐献的遗体,这些人为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少年们鹦鹉学舌地念叨着文章的内容,作文的作者是个画着浓妆的小女孩,文章被这么念她很不好意思。听见“遗体”、“捐献”字眼,路过的赵永华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凑过去问男孩:你们这是什么文章?能给我一份吗?孩子们依然嘻嘻哈哈,不明白这个爷爷到底要干什么,把作文从女孩手里抢过去拿给了老赵。

老赵反复读了结尾,问出他们是附近一所职高的护理专业学生,掏出自己的名片给了这群孩子,看到上面的“遗体捐赠宣传员”字样,少年们安静下来。“要不你再给爷爷印一份吧。”男孩们说,女孩脸红了,点头答应下来,收敛了打闹匆匆跟我们告别了。

“你瞅瞅,多好的孩子,以后我要找他们的学校,让这些孩子都做我的宣传员!”老赵又背上了手,兴冲冲地往前走:“多好的孩子!”此后一路上,老赵都在感慨这件事儿有多么巧合。做了多年杂志,我们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份格式不统一,标点符号错乱的观后感其实是什么来历,但并不想跟老赵说破。这个巧合符合赵永华善良的逻辑,他用这个逻辑做成了那么多事情,也许正是最笨拙的,反而最高明。

 

(2015年5月帮《男人装》写的一篇稿子,我也不知道《男人装》为什么会做这么正经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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