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份证呢?

「把你们的身份证拿一下。」

前天下午,大兴一个正在被清退的厂房,我遇到警察+综合治理办+流动人口管理办的联合组来清查。警察里里外外把每个房间看了个遍,回到办公室,一边端着本夹子写着什么,一边对着我们几个抬了抬下巴:身份证呢?

我不想给,脑子中竭力回忆以前看到的「遇到检查身份证怎么办」的帖子,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说,我是来帮忙的志愿者,不是雇员,1小时前刚来,为什么要查我的身份证?

警察停下笔,直勾勾地看我,话里开始没好气了,说这是检查需要,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执法身份了,你对我身份有什么怀疑吗?——在场算我一共四个记者,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动。我想较真,但不知道该引用什么条款来较真,也怕真吵起来给厂房业主惹麻烦。后来大家还是把身份证掏出来了,警察看我的第一眼,自言自语了一句:北京的啊。

警察自己是明显的外省口音,我的身份证号也不是110开头,我们在北京南苑机场再往南二三十公里的一个破厂房顶层,比一个县城还要荒凉破败的地方。没烧暖气,怀里的暖手宝已经凉了。对面的男记者一直偷偷把手机摄像头伸出暖手宝,录屋子里突然涌出来乱糟糟的执法队伍。

「北京的啊」,警察自言自语。

整个11月下旬,北京被一股清理的城市运动席卷,起因是11月18日大兴的一场大火,烧死了19个人。清理运动随即而来,火灾死人——消防隐患——清理房屋——赶走租户——清理低端人口,头几天我还跟人开玩笑:「倒推一下, 就变成19个人为什么被烧死?因为他们是低端人口。」

没想到后来就是变成了这个逻辑。

北四环小区里洗衣店、小卖部、开了十六七年的裁缝铺,一夜之间就不见了。那些架子上密密匝匝挂着的大衣,整整齐齐分类堆好的酱油辣条洗衣粉,墙上贴着的卷边的微信付款二维码,包括里面的柜台和架子,统统消失了,空空荡荡,地上连块纸片也没有,只有拆掉一切的墙壁展示着霉菌,和柜子多年积攒下来的灰尘轮廓。

我把这些拍下来发到微博上,有人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告示里不是写了,非法改建出租车库吗?——一个1998年建造的老小区,没有地下车库,没有底商,自发被改造成为数不多的便民服务点,将近二十年都没出过任何危险。现在一夜之间就要清掉,运动时想拆你揪个名头还不容易?

整个微博上都是这种争吵,大兴的、顺义的,以及越来越多郊区的农民公寓被清退,当天撵出,断水断电,没有供暖,一张封条贴上,一小时前的家就不是家了。有人拍照记录,就有人说,谁让他们租这种房子?

这种争吵太低级了,你又知道永远会有,永远也吵不完。

不想写了。

有朋友在朋友圈说,「更可悲的是,我们好像发发被监控的朋友圈,就幻想自己已经上过街了。」

所以跟同事去了一趟大兴,这个厂区里有个并不正规的学校,因为这场大清理要被迫挪走,学校的性质很可疑——一个新闻点;它正在被清理——一个新闻点,但赶到那里其实更多是出于我和同事的一种私心:没法再在家里坐着了,就算什么都不写,也要去看看。

学校性质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在办公室待着的三四个小时里,校长一刻不停地接着各方打来的电话:当天中午,一所学校要紧急搬迁的消息飞速在网上传播,「发发被监控的朋友圈」的中端人口们第一次找到一个确凿的、有名有姓、有联系方式的可援助对象,几天累积的所有急迫都找到了唯一一个出口,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在一个通话里夹杂无休无止的未接来电,挂断一个立刻响起新一个。

当天在办公室,我们一进门就告诉校长,我们可以帮忙搬家,「在微信群里跟大家说一声,后天过来帮您搬东西。」

……

等到五小时后,寒冷已经渗入了整个厂区,晚上9点半,我们无趣地离开时,警察和政府的盘查还在继续,楼梯里每层都站着一个警察,楼下还有七八个(次日更多,网信办,教委,大兴和北京市的执法部门,从早上审查到下午5点)。我们被警务通查验了身份证,又被要求在另一个本子上手写了一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是警察,我是政府的。”拿本子的穿黑棉大衣的男人说。

坐在同事的车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刷开微博,发现关于这个学校的办学性质的反转消息已经传开了,人们用各种离奇的想法揣测这所学校,捕风捉影的说法在层层转发中变得确凿,又一个热度起来了,又一个火山口被迅速搭建。

几小时在网络上累积的所有爆炸性说法,都跟我们在实地看的不一样。但对于这所学校,我们暂时又无法下任何判断。在四个人反复的争论中,车子终于开到了南五环,回到大郊亭,回到百子湾,大家四散,再回到各自的家。一进屋扑面而来的暖气,倒在沙发上,喝掉一瓶在奶箱冻得冰凉的三元酸奶,自从加了订奶工微信后,每天微信运动的第一名都是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日均25000步)。

回来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发。朋友圈,搬家的消息,报道,都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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