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猎鸟网 :芦苇荡里的杀戮

去年10月的稿子,当时觉得写得一般,没贴。今年离职了再不留个底儿就丢了,还是贴一下。

1.芦苇荡里的鸟网

下午16点半,天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渐渐着急起来。他领了两车的志愿者到天津宁河区郊外,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

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两侧是见不到边际的荒地,芦苇长了一人多高。晚风一吹,轻柔的芦花左右摇晃,连声音都没有。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往芦苇荡的深处驶去:“这里面一定有鸟网。”

在最近的十几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鸟的鸟网成了全国热点新闻:从9月29日开始,在国庆期间,57岁的摄影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发现了两大片、有2万多米的鸟网。此前的几年,志愿者们也会在秋天例行地去寻找林地、稻田里农民们竖起的鸟网,“每年拆一两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芦苇荡里,天津人王建民完全被震惊了:他知道鸟网肯定屡禁不止,但没想到能发现2万米之多,上面足足挂了5000多只死鸟,近3000只活鸟,而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已知部分。

这些鸟,有很多都是秋季途经天津的候鸟。

全球一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有3条经过中国,又有2条途经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湾滨海湿地是鸟类群集的天然补给地。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有178种候鸟,是鸟种最多的一条路线。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大批最远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鸟群南下,在这里停歇、觅食,陆陆续续再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候鸟是什么样子的?很快,芦苇荡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

王建民把车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远镜下,他看到了芦苇丛中树立的竹竿。再一找,在人迹罕至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条明显的小路。我们拿着剪子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进去,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分叉道:水沟里藏着一座木板

做独木桥,过了桥一拐,芦苇丛中赫然出现了一块2米宽的空地。

第一眼只能看见竹竿,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竹竿间挂着一层轻薄的丝网,每根线都跟头发丝一样细,织着2厘米见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样,“雾网”,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鸟一头撞上,稍一扑腾就被缠住了羽毛,再挣扎,就会越缠越紧,毫无生还可能。

眼前的鸟网上已经粘住了几十只小鸟,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类、雀类的小型鸟。垂着头一动不动的是死鸟,刚刚撞上的都在扑腾,翅膀徒劳地飞快颤动,那是一种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体会到的绝望。

“天啊!”刚刚还在闲聊的志愿者们全惊住了。

所有人此前都在新闻里见过鸟网的照片,当冲过去把挣扎的小鸟抓住,心里顿时还是一颤: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鸟暖热的体温,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纤弱,惊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扑通扑通的心跳——这是一条正在消逝的生命。

沿着最初的小路继续向里走,大约每隔50米就有一个分叉,每个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鸟网。捕猎者用除草剂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许因为近日严厉的清剿行动,鸟网下没有发现诱鸟器、电池和做诱饵的笼鸟,偷猎者只留下这些鸟网懒得收走。

天渐渐黑下来,鸟网越找越多,风轻轻地吹动着雾网,带着死鸟来回摇晃。就在大

城市的郊外,安静的秋天傍晚,这些只用竹竿和丝网竖起的鸟网,正在造成一场无声的、巨大的杀戮。

2.野味

我从鸟网上剪下来的第一只鸟是只棕头鸦雀,这种小鸟的身体比一个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温顺,还是已经挣扎到脱力,小家伙老老实实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

鸟网已经缠得它全身都是,脖颈下、羽毛里面都是网,两只爪子因为抓挠缠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点一点挑开。这个过程尤其费人工,志愿者们解开一只鸟平均要七八分钟,最后还要拉开翅膀,检查有没有任何遗留的网线缠绕,否则小鸟一旦放飞,还是会因为网线的伤害而死去。

直到网全解开,鸦雀吓得还是不敢动,我把它放在地上,几秒钟后小鸟才反应过来,扑啦啦飞走了。

更多的鸟已经死了,有些鸟剪到一半就已经没了呼吸。挣扎时间一长,小鸟就会因为脱水、悬吊而死。再凶猛的鸟也不行,我们解下一只棕背伯劳,体长约30厘米,伯劳虽然是一种雀形目鸟类,却长着一个猛禽般锐利而带钩的嘴,擅长捕食和打斗,解网的过程中一直大声叫个不停,还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们不解救,这只伯劳最后也只能困在鸟网上等死。

看着长网上远近高低、正在无助挣扎的小鸟,我实在很难想象:捕鸟人每天来摘鸟时,难道是抱着一种丰收的心情吗?

跟志愿者们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盗猎者、鸟贩子对野生候鸟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

就在10月12日当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刚刚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小海北村端掉了一个贩卖鸟类的窝点。芦台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内的唯一一块“飞地”,对于候鸟来说,这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诉我,越是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

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

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

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

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

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

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

3.供给和需求

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

“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

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

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

“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

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

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

“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

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

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

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

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

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

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

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

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

4.斗争的智慧

从9月29日到10月15日,志愿者们在天津的 鸟网上共发现 9 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角 鸮,其中有 5 只已经死亡,余下的 4 只当场放飞了 3 只, 1 只因软组织挫伤无法飞行,被送到了唐山的救助站。

在唐山海港区大清河盐场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治 站,我看见了那只最近被新闻反复播放的东方角鸮。

东方角鸮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猫头鹰,成年角鸮也只有人两个拳头叠起来这么高,以昆虫、鼠类、 小鸟为食。站长田志伟每天给这只小猫头鹰喂鸡肉条, 十几天下来,小家伙已经精神多了。

47 岁的田志伟从 2010 年开始全职做救助站,救治天津、唐山等地受伤的野生鸟类,就在今年6月份,科研人员从捡鸟蛋人手里没收了 209 枚反嘴鹬鸟蛋, 全都送到了田志伟这里。老田和妻子用孵化器一共人 工孵化出 80 多只幼鸟,“晚上 1 点睡,早上 4 点起, 一天喂 6 遍”。最后有一半都成功野化放飞,这也是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人工孵化反嘴鹬的纪录。

现在的救助站里有救治的雕鸮、白鹭、黑天鹅、 孔雀、翘鼻麻鸭、反嘴鹬等受伤野生鸟,田志伟从盐场引过来淡水,自己挖了一条水系,几个带网的池子分别给不同鸟种做野化。他兴致勃勃地让我看监控录像,每天后半夜,救助站的露天水池里就飞过来一大 水鸟,密密匝匝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一大早5点钟, 又扑啦啦成群飞走了。“到了冬天水鸟更多。”田志伟很得意,“来我这白吃、白喝、白住,哈哈!”

这些监控其实也是田志伟保护自己和病鸟的工具:从我们进房间开始,病鸟的治疗室、观察室、户外野外区域,都安装了监控。老田出门也带着一沓“野生动物接受凭证”,和唐山林业局“关于建立唐山市大清河盐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的批复”复印件,收到病鸟后一式两份给对方存底。做志愿工作不是仅靠 一腔热血就能坚持下来的,这些做记录的流程,会让田志伟这样单打独斗的志愿者避免更多的麻烦。

田志伟算是当地森林公安的协警,这也是帮助他 护鸟的一个兼职身份。晚上 19 点多,老田叫上了一 名志愿者,开着越野车出了城——今天刮了一天风,这正是盗猎者抓猛禽的天气。

还没真正出城,我们就在港口附近的市政绿化树林里看见了两束手电筒光,上下来回晃动,伴随着狗叫和摩托车发动机声。

“抓野兔的。”老田把越野车开到人行道上,关了 火,跟志愿者两个人对着树林大吼了一声“出来!” 就要往里面跑。

里面的盗猎者已经发现了动静,手忙脚乱地来不及收手电筒,两个摩托车轰鸣着突然加速冲出小树林, 擦着田志伟身边逃了出去,跟车跑出的猎犬慌得一路狂吠,鸡飞狗跳地一溜烟跑远了。

刚刚凶神恶煞的老田一下子放松下来,笑嘻嘻地回到车上——如果盗猎者的摩托车停在外面,他会先悄悄把车钥匙拧下来,再守株待兔地抓人,像这种正骑着车的,老田一看就知道拦不住,叫两嗓子吓唬走就行。

“他们摩托骑那么快,你把他拽下来肯定是要受伤。要再开车去撵,出事了怎么办?”田志伟说,有 些志愿者不考虑后果,凌晨三四点在山路上拦鸟贩子,

“大黑天突然冲出来个人抓他,他都得以为是拦路抢劫,一紧张冲到山下不就出人命了?”

护鸟宣传、抓人入刑是一种办法,对于田志伟、 王建民这样坚持了多年的志愿者来说,更多的寻常日子里依靠的是民间智慧。

当晚在乡下,我们巡视了几片稻田,没有发现盗 猎者。志愿者一路都在拿手电照稻田,看是否有竖起 的竹竿,老田常常在田间突然停下车,竖起耳朵听有 没有诱鸟器放鸟鸣的录音。“离老远听见我们汽车的 声儿,人早就跑了,我到这就把东西给他收了。去年 这附近有个村一直有人抓鸟,我挨着个去了一个月, 前半夜、后半夜不定时地来看,最后消停了。”

田志伟统计了一下,一套完整的捕鸟设备需要一 个 50 块钱的电瓶,一个 30 块钱的功放器,四五个单价 10块钱的喇叭,每米1块钱、至少150米连喇叭的电线, 2 块钱一根的竹竿,和 8 块钱 20 米、一插插好几百米的鸟网。“你收一次,他至少损失四五百块钱,来回多 收几次,他一算这个账就再也不买了。”田志伟的救助 站里现在堆了一大堆鸟网和音箱,天津猎人习惯用插 U 盘的低音炮,唐山人是用读卡器,老田又开玩笑 :“回头我给你个功放器,拴一圈喇叭,晚上你去广场跳舞。”

田里的水稻马上就要割了,一只鹌鹑被田志伟的 手电筒光吓住,半天才反应过来,照着直线飞走了。“这 放一条狗就直接逮住了,还有人放鹞子,就是松雀鹰, 专门在田里抓鹌鹑。”

等到稻田割完,又是抓猛禽的季节。盗猎者用地 网,拴一只鸽子或者另一只猛禽做诱饵,自己在田里 挖个坑躲在旁边,猛禽一过来就拉绳,把鸟整个扣在 里面。巡护就是要用望远镜先看一遍稻田,如果干干 净净的田里突然多出来一只不飞的鸽子或猛禽,远远 把车绕着开过去,准能看见抓鸟的人。“但是我们一 过去,提前得有 150 米吧,这人准跑了。有一次我带 了一个派出所所长一起追,给我们累的,所长最后气 疯了,说逮着这个人非得打他一顿。”

去年 11 月中旬,田志伟终于抓住了一名盗猎者, 在田埂上堵住了对方的车,叫警察把人带走了,最后 把人拘留了 5 天。

5.持久战

每年从八月十五开始,天津、唐山就开始有候鸟 陆续抵达。先来黄胸鹀,然后是麻鹩(南朱雀)、栗鹀、 红眉鹀、小鹀、青头鹀 ;9 月 4、5 日来红喉歌鸲、蓝 喉歌鸲 ;10 月 1 日前后,来云雀 ;10 月 5、6 日,来 燕雀(“燕雀不值钱,没人逮。”李青说)。11 月来东 方白鹳,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只有 3000 多只,在中国能观测到的也就 1500 只左右。

2012 年 11 月,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发生了 东方白鹳投毒案件,有人用农药克百威毒杀这种珍稀的 大型水鸟,以高价卖给餐馆。王建民、田志伟等志愿 者抢时间解救了 13 只中毒的东方白鹳,最后成功放飞。

11 月马上就要到了,这一轮拆鸟网的活动刚刚 告一段落,田志伟、王建民又要开始准备检查湿地 的投毒情况。就在这几天,在郊区的鱼塘,刘懿丹 就发现了三只被农药下毒的苍鹭,其中两只已经死 亡。在 10 月 10 日,科研学者在曹妃甸的水域里发 现了 80 多只死鸟,这些死鸟被判断是因病而死,老田跟志愿者们就把鸟都埋了,但老田不太相信病死 的解释:那些死掉的翘鼻麻鸭、反嘴鹬、绿翅鸭都 离奇地出现在同一片水域,而且个个体型不小,不像生病的样子,死鸟出现的时间也很集中,恐怕还 是因为被下了毒。

10 月 14 日,田志伟又开车去了趟曹妃甸,在上 次埋死鸟的区域,他又捡回来两只病怏怏的翘鼻麻鸭、 一只绿翅鸭。这几只鸟在浅滩上奄奄一息,只有基本的应激反应,一抱起来,整个脑袋都无力地直直垂下。

田志伟现场给鸟注射了阿托品,这是解农药最有 效的一种针剂。他当场量了一只翘鼻麻鸭的体重,2.77 公斤,“多肥,这不可能是自己生的病”,其他几只死去的翘鼻麻鸭被老田当场埋了。这种水鸟羽毛洁白, 非常显眼,老田怕有人过来捡走,也怕有猛禽扑过来吃,如果有农药,对人对鸟都会导致二次中毒。

而那些被毒杀的鸟,就是带着身体里的农药被送到了餐馆。从镀锌的厂子里带出的氰化钠、从农田里 带出来的克百威,泡上小鱼、玉米,被撒在天津填海 造陆中已经在急速缩小的湿地水域,变成了候鸟的致 命诱饵。

在一年又一年的重复工作中,志愿者们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王建民记得这些年每一轮媒体的集中 热点报道,在每一次大规模讨论、集中抓捕后,猎鸟的风气会暂时削减一段时间,时隔一两年又会卷土重来。

周航:我与易到的前半生

失意者的肖像

早上9点半,摄影棚的灯架好了。

白色布景,没有道具,摄影师想拍一组人物特写,没必要借助多余的工具,只要表达一种情绪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情绪?对着周航,摄影师突然有点词不达意: 

“如今的易到就是……您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人生处在一种……就是那种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摄影师挠着头,努力组织着语言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但现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 

周航点点头,结束了摄影师的尴尬。他对摄影棚很熟悉了,在易到最鼎盛的时期,很多媒体给他拍过专题肖像。在几年前的报道标题里,他是明星创业者,是年度颠覆企业家,还试图做过“有情怀的野蛮人”。而就在今天拍摄的两个小时前,新闻传出:“韬蕴资本宣布接手易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7月14日宣布,自己拿到了易到用车70%的股份,取代了原来的控股股东乐视。 

周航此时正站在聚光灯下。他穿着圆领 T 恤和棉布裤子,侧脸对着镜头啜了一口咖啡。因为控制饮食,这半年里周航瘦了近20斤,看起来要比44岁的实际年纪年轻一些。

当天,以及后续更大的乐视换帅风浪里,周航都没有在媒体上说过任何话。

早在4月17日,他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声明,曝出了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造成易到严重的资金断裂。三天后的4月20日,他与杨芸、汤鹏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务。

周航已经不再是易到的 CEO。很多公司被收购后,创始人团队都会逐步淡出或离开公司,但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激烈的辞职信。他很快被易到和乐视联合反驳,在声明中,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和大股东一起,称周航此举“堪称农夫与蛇的现代版,令人愤慨”。 

然而事情的走向堪比戏剧,三个月后,乐视更多资金短缺的消息被曝光,这一次轮到贾跃亭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飞去了美国,乐视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泡沫破灭的经典案例”。

巨轮触礁之前,已经显露了无数危险的旋涡,现在更多乐视的负资产未来不知如何处置,而一团混乱之中,7月14日这条消息,使易到暂时抱住了一根救命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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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钱大战的旁观者

“2015年,这是我近二十几年里最痛苦的一年。”易到失败的迹象是从此时开始的。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周航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你一点钟睡,四点钟也起了。两个小时都是浅睡,很焦虑,极其焦虑。”距离上一轮融资已经过去了一年,C 轮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了1亿美元,这在一年前还是个充沛的数字,短短半年过后,中国的专车市场已经像一块烧得滚烫的铁板,1亿美元如同一滴水,瞬间就蒸发殆尽。

专车市场的玩法在这一年突然改变了。此前,易到于2010年5月最早创立,主打中高端商务用车。此后滴滴开始做出租车打车软件,Uber 也于2014年进入中国。在这些年中,三家各有自己的市场。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很多都形容易到是“小而美”——高端车辆、注重个性化服务、拥有精英用户群。此前的5年里,易到在国内市场算得上一枝独秀,几名2014年加入的前员工告诉我,他们入职时,觉得易到是国内最接近 Uber 的公司,一位前 CEO 助理记得自己在面试时对周航说的话:“希望能陪您去纳斯达克敲钟。” 

但 Uber 的雄心显然更大些,进入中国一年后,2015年3月,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向全球投资人宣布,他要在中国市场烧掉10亿美金的补贴——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更令人惊讶的是,滴滴立刻用同样的力度参战。

就像直接点燃了石油桶一样,双方开始用比这更迅猛的速度烧钱。用户出行的价格立刻狂奔直下,甚至低到个位数,打一次车比出租车的起步价还低。乘客只对红包有忠诚度,一位滴滴司机给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要跑远途的乘客,用手机上五六个软件接力打车。“滴滴的红包用完了,就下车再叫台 Uber,本来出租车100多块钱的远程,我估计最后他花不到20块钱。”

周航觉得这种烧法是行不通的。他是个经济学爱好者,在烧钱大战之初,周航选择不参战:一个城市的出行市场是一个供给受管制的领域,一种短缺经济,需求相对稳定,不可能因为疯狂的烧钱造成巨大的改变。“当时我们做了无数的数学模型证明他们烧钱是不可持续的,就看看他们能烧多久,我们算账,觉得不会超过90天。”

可是市场就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走势向前发展,包括 Uber 美国的投资人都觉得一切已经疯了,Uber 公司董事,知名风险投资人比尔·柯尔利(Bill Gurley)在2016年对《纽约时报》形容,“这不是一场5小时棒球比赛的第2局或第6局,而是第14局。”——棒球的常规赛只有9局,一场超时过半的比赛实在是过于胶着了。

整个2015年,滴滴烧掉了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个亿。Uber 中国则烧掉了25亿美元,双方基本打平。

“就看着他们烧了90天,120天,一年……人家就是能不断地融到资,继续往里烧。”等到周航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这个市场已经烧到了日均几百万单,自己再想跟进的时候,头一年融到的1亿美元已经完全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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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市场”的老手

“现在反思下来,当时就是犯了执念,一个 CEO 的执念对做好一个公司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你是证明你一切都是对的,你的成本核算是对的,他们烧钱的策略是不对的——但最后你算对了又能怎么样呢?”

2017年的周航谈论这些,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周航有一张娃娃脸,跟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总是保持着轻松礼貌的微笑:

“难道你怪这个社会太疯狂吗?怪它没有意义吗?对吧?” 

易到不是周航的第一次创业,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2006年,在长江商学院的论文里,周航写了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概念。“niche”一词来自法语,原指为了供奉圣母玛利亚,在房屋外墙上凿出的小神龛,现在引用做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开始把这一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领域。

周航早在1994年21岁时就跟哥哥一起做了佛山天创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从广州向全国各地销售专业级别的音响。在公司起步初期,天创跟很多现在知名的大企业打过商战,比如同样是音响起家的大中电器,还有一家前身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索尼代理商。 

天创巧妙地绕过了这些直接冲突,大中电器主要针对家用音响,天创选择做专业音响,“做家用电器需要大量本钱,我们资金少,就去选择一个更专业,或者说更狭小的市场。”1999年开始做索尼的代理商时,周航还准备跟那家深圳的公司好好打一仗,结果对方的总公司撤掉了贸易部门,全心全意做房地产的专业化,他们变成了如今更有名的万科集团,周航不费一兵一卒:“(索尼)这事儿就全变成我们的了。” 

兄弟俩的天创公司在2002年就达到了“每小时赚一万块钱”的盈利,2009年正式离开公司时,周航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开始第二次创业前,周航想过许多更有野心的点子。2007年周航想过做数字支付,用短信做小额支付,彻底取代钱包,他在长江商学院的导师曾鸣兜头一盆冷水,告诉他这是支付宝才能干的事儿;他还想过做移动洗车,“一个短信代码发过去,洗车小哥就带着一套干洗设备,推过来就把车给洗了。”这件事现在证明也可以做,但在前移动互联网时期肯定无法完成。 

网约车,是周航的最终选项,这又是一种安全的“利基市场”,翻译成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出租车一直是一个长久的社会难题,周航此前读过调查记者王克勤写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也研究过胡舒立在《财经》杂志上一篇介绍新西兰出租车模式的文章。经济学家茅于轼跟周航是忘年交,两个人一起讨论过“出租车是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车的数量和运力模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媒体和学术界早在小十年前就发现,城市公共交通仅仅靠出租车已经满足不了愈发膨胀的出行需求,但迟迟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

周航决定做网约车,在2010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的市场空间:“因为我懂点互联网,我就最好找一个互联网巨头们肯定不爱干的,传统行业人干不了的,所以找了这么一个边缘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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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口的轮子才跑得快

到了2015年下半年,CTO 汤鹏记得,易到的管理层已经开始担心员工工资的问题了,当时已经“不知道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利基市场”的最初证明是聪明的选择,易到在前5年一直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易到的融资一直顺风顺水,在移动互联网起步初期,很多新冒出来的业务都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易到提出的网约车概念立刻脱颖而出:有海量需求、有商业模式、每一单又都有实际收入,这简直是投资的完美标的。 

周航的生意做得很舒坦,此前在音响公司,周航最大的经济冒险是借3分利的社会融资。在易到这里,他也不想在经营上冒险。股权上,易到所有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股权分配,让易到管理层在董事会保持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周航精心地掌握着易到的前进方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周航都喜欢讲“如何服务”的理念,他希望易到会让乘客自己选择司机,而不像 Uber 直接给用户分配一台最近的车,希望乘客能根据音乐品位挑选车辆,跟投缘的司机保持长期服务关系……在这些演讲里,资本的影子从未出现,那些融来的美元只是油箱里的汽油,帮助公司稳定、平衡、匀速地向前行驶。

唯一的问题是“黑车”的魔咒,政府的阻力一开始都压在易到一家公司头上,直到2014年开始,滴滴开始做专车,Uber 入局,这反而部分解放了易到:“所有的风险变成多家承担,我的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有稳定的盈利,有政府的阻力,有出租车价格在下面接着,周航在2015年依然认为网约车是个小众市场,可以慢慢发展,他不需要比1亿美金更多的融资。最好的时候,C 轮融资时易到拿了6家公司的 Termsheet,但周航“一方面考虑股权会稀释,另一方面我是奔着盈利去做的,眼光全在客户身上”,拒绝了当时许多唾手可得的融资机会。 

然而完美的轮子,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 

同样是2014年 C 轮融到1亿美元,滴滴在2014年5月就开始了对出租车的巨额补贴,跟易到的收支平衡不同,2015年前5个月,滴滴快的平均每单亏损19元,如果算上大量的市场推广费用,每单亏损高达30元。 

这些亏损的窟窿,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6亿美元、30亿美元、45亿美元、55亿美元……到2017年4月,滴滴总计获得了7轮融资,已到 G 轮,金额近150亿美元。投资人看中了用户、支付入口、流量等庞大数据的价值,击鼓传花般地为滴滴提供弹药。

而市场上的资金子弹其实总数有限,像在2014年,红杉资本的周逵找到周航,两个人长谈了3个小时,周逵希望易到能加入专车大战,被周航拒绝了。红杉中国最后投资了滴滴,友军变成了敌人。

“恰恰是在最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干的最坏的时候,现在看来你还纠结什么,还选什么钱?谁给钱就全要就完了。几亿美金全拔光,这就是融资,但我当时搞错了。”2017年的周航说。 

42岁的周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判断错了。他的前15年商业经验、在书本上读到经济学知识,伴随着商学院印刷精美的论文,在2015年行业洗牌的时候,被证明不再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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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乐视

与此同时,市场上一家新公司正在成为巨头,这就是乐视。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是资本运作的好手,2015年,在周航备受煎熬时,乐视网正成为整个创业板疯狂上涨的龙头,在年中,乐视网一度逼近1600亿元市值,这超过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联想、微博和奇虎360的市值总和,相当于同期在美上市的9个搜狐、6个优酷土豆。    

乐视还要做共享汽车,而且,乐视还没投资任何出行领域。第一次见面,贾跃亭给周航留下很好的印象:“很谦逊、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大佬的跋扈。我问过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特别勤奋,天天都在工作。” 

更关键的是,乐视想投易到。 

“我当时其实没有选择,是个百货公司来都可以。”2017年的周航不太想重复过去面对媒体,讲的那些协同作战的话语了:“我从一开始就没听明白什么叫‘生态化反’,那是最缺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愿意选择相信。”

 “我有选择吗?” 

在乐视接手之前,周航和他的团队在市场上做了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合并、卖掉、融资,“谈了一切可能谈的方向,跟无数个有不同可能性的人都谈了。”周航在互联网界人缘不错,年纪相当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在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交情是交情,投资是投资。连易到最坚实的后盾、第一大股东携程此时都救不了自己了——“因为钱烧得太大了,没有谁敢接了。” 

周航之前的个人坚持,开始一项一项被打破。

别提什么10%的均衡股权了,据公开资料,2015年10月,乐视以7亿美金拿到易到66.67%的股权;

别管什么姿态优雅了,2016年周航连发了两次公开信,一次炮轰马化腾,称微信屏蔽了易到的比价应用;一次在滴滴 Uber 合并后,公开喊话邀请 Uber 中国员工加入易到; 

别再提什么“完美的商业闭环”了,易到从2015年11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充值返现,用户充值100元,易到补贴100元。在2016年6月30日,充返总金额就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比乐视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起码公司有钱了。”周航如今的回忆有点不冷不热。他告诉我,那几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并不是自己写的,是公司要求以他的名义发出:“我当时跟媒体很客气地表达过,很多乐视的做法我都不喜欢,但我选择学习接受,不去干涉。” 

当你的公司已经被人收购,只有股权的比例能决定话语权的大小。周航和其他易到早期员工希望自己能学会乐视的做法,前 CTO 汤鹏的解释是:“原来我们的做法,要是做得好早就超过滴滴了。所以就要和新鲜血液尝试一下新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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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缺更多的钱

2015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充返,给易到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惊人效果。用户迅速回流,在2016年6月30日,易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功发布会,周航宣布,长达227天的“100%充返”活动总充值金额超过60亿元,现在的易到日均订单已经达到100万。贾跃亭制定的“百万日订单、新增百万司机、新增百万车辆”三个百万目标提前半年达成了。

“起死回生!”背后的 PPT 上四个大字。

周航看上去已经学会了新市场的玩法,但鲜花着锦中,看不见的裂缝正在滋长。

充100返100倒也不是新鲜事,2015年1月神州专车已经开创了这个玩法。但是同样是烧钱,周航解释,“人家为什么能先充值后融资?因为人家用自己的车,只需要把司机的工资和油钱给了就行。”

易到的充返一开始成本就远高于神州,包括那些返赠给用户的乐视电视、手机,实际都是易到走账购买,哪怕充100返80+乐视生态大礼,返的“生态大礼”,有可能是真实价值不到20元的生态产品。

联合创始人杨芸捅破窗户纸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开始我们觉得这件事能降低成本,但后来你发现,乐视把所有的库存产品,都通过易到平台消化掉。周航在一次董事会上也曾严肃地提出来过,他认为这对易到太不健康了。”

合并后,乐视派来了自己任命的易到总裁等高管,他们掌握了易到的实质运营权。CEO 周航决定充返到6月就可以截止了,但乐视方并不同意,理由是一旦停止,公司又会陷入缺钱的境地。

“我问他们乐视没钱,干吗还要做充返?他们说我们乐视一直是这样的。”周航又一次面对一个完全不合商业常理的局面,令人尴尬的是,这次是易到自己的大股东。

100%充返,意味着用户每一块充入的钱都带来了100%的负债,下一步本该是拿着百万日订单去融资,乐视过去也正是一家有神奇融资能力的公司(自2010年上市七年时间里,乐视网累计融资300.77亿人民币),可就在易到加入之后,乐视这场击鼓传花正好敲到了尾声。

乐视实质上投资到易到的钱,其实只有一两亿美元,这对60亿充返带来的资金大窟窿只是杯水车薪,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乐视也迟迟没有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方。在2017年1月,周航莫名其妙地得知了一笔已经发生的贷款:乐视正在以易到为主体,向银行贷款14亿。 

“贷款是2015年11月16号发生的, 我直到2016年1月4号才知情。我1月4号直接写了邮件,抄送给所有股东指责他们这件事情,这是严重违规和触犯商业底线的事。” 

我问周航,没有你的签字,或者是没有你们董事会确定的话,这个事能成吗?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乐视这样的事干得还少吗?”

我提到,乐视后来指责周航明明对那笔14亿的贷款从头到尾都知情,周航很激动:“我知道个屁,乐视这个公司有过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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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选乐视吗?

照片拍得很快,周航比摄影师其他的拍摄对象更容易进入状态。 

此前几次采访中他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谈乐视。但7月14号这一天,从影棚的聚光灯下走出来,他主动告诉我,头一天他刚刚去公司签字,此时才正式知晓韬蕴资本的入局。“这个公司不是我找的,此前谁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是一个他最期待的结局:

“这个话我今天能说了。4月17日那个撕破脸皮的公开信,主要目的就是逼走乐视。”

“一方面通过政府和媒体压力保护司机和用户利益,同时要乐视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促成新的资本方参与进来。”周航说。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周航、杨芸、汤鹏三位创始人团队就起了离开的念头。CTO 汤鹏原本负责所有技术业务,“后来乐视的同学说我们把整个产品技术分成好几大块,前台、中台、后台,我只负责后台。工作量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周航的朋友圈变成了环游世界的主色调,杨芸去做了幼儿园,汤鹏创办了一个互联网保险项目,新公司“量子保”也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后来我在新公司见到他时,发现他办公桌落地窗正对面就是易到的办公室。

去年底开始,周航和杨芸也一直试图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但所有投资者都是一个态度:乐视是易到的负资产,必须退出。但乐视不愿意退。

在2017年3月开始,易到的司机发现自己的账户提不出来钱了,充返寅吃卯粮的后果山洪决堤一样呼啸而来,易到给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反复拖延支付时间,警车开始整日整日地驻扎在易到公司楼下——愤怒的司机们正在围堵易到办公室,这场充返提款的闹剧最终险些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周航一直给外界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喜欢谈论经济学原理,与国内学者们关系密切,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戏剧和展览。第一次见到周航的人,都会受到他亲和力和热情的感染。

只有亲近者能见识他的强硬。就在拍照的前一天,作为投资人的周航见了两名创业者,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对方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创业项目,流量、入口、认识某某业内知名人士……

“你讲了这么半天,最后怎么赚钱呢?”

“人家 APP 凭什么给你导流呢?”

“我还是没有听懂。”

周航瞪圆本来就大的眼睛,抛出一连串反问句,要求就项目的商业逻辑给出直接清楚的答案。

创业者露出紧张神色。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跟周航认识多年。

当天汤鹏也在,一直在双方之间打圆场。事后他告诉我,周航在熟悉的人面前脾气算不上温和。汤鹏倒觉得周航没必要太委婉:“表达越直接,大家越容易理解。”

4月的公开信,就呈现了强硬、直接的那一面。这次确实是周航自己写的了,公开信踢爆了乐视、易到和他之间的矛盾,直接地告诉外界:那笔14亿贷款到账后,乐视挪走了13 亿,易到资金的窟窿又大了一圈。也正是因为这个窟窿,2 个月后司机开始拿不到钱,定时炸弹爆炸。

周航第一次选择了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说起这些,我们正在他的特斯拉汽车里,从影棚回他在顺为的办公室,在车上,他不愿意再说公开信之外的细节:“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你光看到了浮在水面的东西,我们认真做了各种帮助促进重组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可是在接受乐视投资时,就没有任何一丝的怀疑吗?一个有成熟经商经验的人,为什么陷入乐视这样的局里?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这么简单?我觉得你预设的故事单薄得跟一个小人书似的。“周航从座椅上弹起,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正行驶在东四环上,窗外恰好就是乐视大厦的大 LOGO,我追问他,乐视最开始到底给了易到什么许诺?周航用了三句同样的话回击我的提问:

“有别的选择吗?你没有别的选择。”

“不管什么许诺,当时公司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在任何时候做的商业决定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做出一个‘较好’的选择。”

“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交易机会吗?很简单,没有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周航说完,倒在汽车的皮椅里,很长时间里,车内无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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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这门玄学

周航现在不焦虑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互联网创业的大浪呼啸来去,成功者每一个个人的爱好、性格、判断力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他们在机场书店的屏幕上反复演讲,致富的路径1、2、3、4清晰可循。

然而浸淫多年的人,恐怕会更为谦卑,意识到弄潮儿的位置反复轮转,有时候时势的力量远超乎个人的努力。周航的好朋友、“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从1999年开始接触中国互联网界,到现在已经快20年,回顾2014年、2015年那些烧钱大战,也如同叙述一场奇观:“如果提前几年说,中国互联网的产品会一天烧掉几个亿,就跟《大腕》里说炸掉喜马拉雅,把印度洋暖风引到西藏一样,听上去不是个笑话吗?”

“但是资本认了,一棒接一棒,烧成既成现实了,再没有人会说这是笑话了。”这种模式成功还是那种模式成功,都有极大的偶然性,周航输在了自己的商业经验上,可张鹏也不认为这一次成功者的经验,在下一次商战中可以无限复制下去。

即便是外界看起来如出一辙的商业竞争,同一个周航,站在同样的先机,能否把握住机会,依然是一种充满未知的结果。

2014年,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来北京参加极客公园创新者峰会,周航被邀请与马斯克同台对谈。峰会之后,王小川、张向东、周航等嘉宾相约去喝一杯,几位记者帮忙组织了这场聚会。当这些如日中天的男性创业者们谈笑风生时,现场有一位女记者突然冒出来一个无法自抑的冲动:我不能做一辈子的旁观者,我必须有自己的产品。

两年后,当这位前极客公园记者、现创业者胡玮炜做出第一版摩拜单车时,周航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但他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动。“我可以投一点钱。”周航鼓励刚创立的摩拜团队,但此事最终没有下文。听说那台橙色的小车造价高达几千块钱,每骑一次收费1元,周航觉得这是个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的账。

“这说明我看事物的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我不能用一个静态的现在来看它的未来。摩拜当时的成本高,但会永远用这么高的成本来造车吗?”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故事的结局了,周航错过的这个投资机会,后续变成了新一轮融资大战的承载者——摩拜&ofo,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就是当年滴滴&Uber 的复刻版。摩拜现在已经融到 E 轮,累计融资额11亿美金,估值已经超过了易到。

这半年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里,周航正在对公众分析自己的反思,分析对“流量”、“领导力”等问题看法的变化——一个44岁的知名企业家公开讲解自己的失败,这是中国商业界罕见的姿态。

周航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休息期里,没有明确决定以后做什么。“就当是游泳游累了,在池边歇歇脚。”他说人类寿命既然能达到120岁,现在歇上一年半载,之后还是能再开始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

2010年创办易到之前,也是一个漫长的休息,他打了几年高尔夫球,把太太和孩子都办了加拿大移民。第一次采访时,他跟我说打高尔夫球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己过得很自在。

但在一篇投资者内部分享里,他承认当时的自己异常恐慌,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方向,最难受的时候还让母亲陪自己去看过心理医生。

周航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当年他不想为了一张枫叶卡,无所事事地在加拿大待满两年的移民法规规定时间。他至今依然要在国内外往返,每个月回到北京东五环的家。

歇脚的泳池还在国内,新的风浪正在方寸间集聚,周围的所有人正在全速前进。

 

(本文发表于《智族GQ》2017年9月刊)

携手非洲,从一个冰桶开始

本次埃塞行程来自果壳网万有青年养成计划

一出飞机舱门,刚刚深呼吸第一口埃塞俄比亚的空气,还没来得及感慨一句“啊,非洲!”,我就被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标语噎住了——“中国进出口银行”。

第二块标语更让人双眼圆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蓝底白字、黑体加粗的8个汉字,挂在一个正在建设的航站楼外墙上,让我怀疑11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到底把自己带到了哪里。

这里是埃塞俄比亚,地处东非,是非洲人口第二大的国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地处海拔2千多米的高原,7月末正是雨季,体感温度和云南差不多,完全没有想象中非洲的炎热。

跟现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埃塞到处都有中国的痕迹。我在埃塞的8天时间内,出入首都的平整的柏油马路都是中国建造;街头总有当地小伙热情地用中文招呼“你好!”;亚迪斯城市正中央的轻轨是中国中铁承建;在亚迪斯郊外,一个在建的工业园区附近,已经早早建好了未来的住宅区,来自中国的建筑公司可能照搬了中国的图纸:一模一样的高层小区,一模一样的配色,一模一样的楼间距,乍看上去就像任何一座中国的县级市新楼盘,连附近的公路收费站都毫无二致,只是收钱的员工皮肤是黑色的。

如果只是这些痕迹,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海外合作故事。除了建筑、交通、加工业等传统投资项目,中国其实在埃塞还有一种刚刚起步、未来会影响更加深远的合作——公共卫生。

1. 投胎彩票

一个婴儿如果降生在安哥拉,Ta面临死亡的可能性是一个芬兰婴儿的75倍,巴菲特把这种命运的巨大差异形容为“投胎彩票”。

相比于西非的安哥拉,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的条件要好很多:2016年,埃塞俄比亚的GDP已达720亿美元,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经济大国。经济跃升带来的进步显而易见:1990年时,埃塞俄比亚1/5的儿童不到5岁就会夭折。到2012年时,这一状况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与1990年相比,该国儿童死亡人数降低了66%,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完成了降低儿童死亡的千年发展目标。

但对于一个5岁以下的幼儿,埃塞依然不是一个医疗资源完善的出生地,埃塞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5MR)目前仍高达88/1000。在距离首都2小时车程的一所村庄,我们参观了一所乡村医院。当天恰好有一位已经41周的孕妇来做第四次、也是产前最后一次检查。年轻的男妇科大夫热情地让我们这群外宾围观他的检查过程,大家却惊讶地发现,他唯一的检查仪器,就只是一个木制胎心听音筒。

几小时后,在市区里一家大型医院,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现代医学设备。院长一见到我们,就提起1980年代有中国援非医疗队来过这里,当时附近城市的医疗人员都过来学习取经。现在这所医院为当地几十万人口服务,配备了台湾捐赠的B超机,也有X光检查室。

但作为参观的”外宾“,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现代器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X光检查室没有铅门,再仔细一看,尴尬地发现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这种环境会让室内室外的人都会暴露在极大的辐射危险中。

医院的院子里有大量排队候诊的病人,但B超机等仪器在我们参观的半小时内,都是闲置状态,与排队的人数不成正比。

即使是这样的医疗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体验到。埃塞目前只有27%的产妇去医院生孩子,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生产,从未做过孕期检查。在第一所乡村医院,为了鼓励孕妇来医院分娩,医院甚至会提供免费食宿,院子里专门有一个大库房存着木炭、燕麦、中国大米、意大利面和新鲜的洋葱、番茄、土豆……想想有点啼笑皆非:NGO如何提高孕产妇就诊率?为医院买菜吧!

新生儿和孕产妇的健康,是埃塞最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之一——埃塞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非常像一个金字塔:0-14岁儿童占比41.4%,14-59岁人口占比53.3%,60岁以上人口仅占5.7%。

埃塞的人口在2015年已超9900万人,居世界第13位,跟中国社会的老年病压力不同,埃塞更急迫的任务是保障4000万儿童的健康。儿童面对疾病更为脆弱,但有一种方法能让孩子们直接与许多重大疾病直接隔绝,且方式极为简单:打疫苗。

“从各个层面讲,每个国家都会优先投资疫苗,因为投入产出比特别大。”吴文达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医学专业出身。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接种疫苗是成本最低的卫生措施,每在儿童接种疫苗上花费1美元,可为国家节约医疗费用、因疾病造成的误工费等约16美元,再考虑到因寿命延长创造的劳动价值,1美元的投资回报可高达44美元。

埃塞的孩子现在已经能享受免费的疫苗了:在2岁之前,当地孩子可以接受10种计划免疫,比中国计划免疫还要多2种。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基会、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牵头推广EPI(强化免疫项目)。其中买单的是GAVI,这个组织正在全球贫穷国家提高免疫计划的可及性并提供技术支持,疫苗支持有三种:最穷国家免费供应,中等国家是GAVI与该国各付一半,发达国家自付费。埃塞享受的是全免费支持。

但是有不要钱的疫苗,就够了吗?

2.疫苗不是问题,问题是温度

几年前,青岛澳柯玛派了一支团队去埃塞俄比亚的农村调研,这座极端贫困的偏远村落听说有中国人来,全村人都涌出来围观。一名叫单波的总经理随手拍下了一名幼童,这个孩子浑身上下只有一条围巾庇体,光着脚就跑出来,兴高采烈地看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回国后那名员工放大了照片,震惊地发现小孩的脸上不光糊着眼屎,而且“落了九只苍蝇!”,这群中国工程师此前知道非洲穷,但不知道会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叫家啊?就是几根木柱子,上面搭上一个草,这就是家。下面放着三块石头支一个锅,家里就这么一口锅,没其他东西了。”

免费的疫苗是送不到这里的。

在埃塞的偏远农村,每次打疫苗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医疗员要去几公里外镇一级的医院,用冷藏包取来疫苗,再召集各个村里的孩子集中接种。埃塞农村道路铺设率极低,仅有10%的埃塞俄比亚农村居民能够在其住处两公里范围内找到一条具备一定天气变化应对能力的公路,很多家长要用毛驴驮着孩子,最长走上一天才能到卫生站。

这种定时、集中的接种很容易漏种:打疫苗的消息是地方卫生员在村里通知的,这种靠人力宣传的方式,没有办法保证所有该接种的孩子都按时出现,疫苗取多了,没地方存储,只能白白失效;疫苗取少了,晚来的家长只能无功而返,带孩子再折腾大半天回家,下一次还需要双方大费周章通知、跋涉、补种。新生儿错过一次接种,就要再等一个月,在很多炎热、缺水的区域,这一个月时间就是在于死神做较量。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冷库每三个月接收一批疫苗,按季度配送到各个州,再按月下放到县村卫生站。到村一级时,很多卫生站已经没有冷链了,只能用被动式疫苗存储箱保冷。联合国儿基会驻埃塞代表处层对4种疫苗的配送做过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约有20%~30%的疫苗会因冷链断裂而失效。

储存条件不好,那帮他们盖房子、买冰柜,是不是就行了?“可是电怎么办呢?”吴文达摊手,“我们总不可能给他们拉电网吧?”

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伙伴Global Good的方法,是造一个存疫苗的冰桶。

这个冰桶不能是常见的直冷式冰箱——一旦出故障,基本没法维修;

不能是天然气冰箱——天然气成本太高,会占去卫生站至少30%的经费,气罐运输也不安全;

不能用太阳能——没人能上屋顶做日常维护,电池板也容易被盗;

不能用汽油、煤油冰箱——不环保,油也容易被挪用。

一种不用电、不用燃料、又能长时间制冷的冰桶,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了,然而现在的埃塞乡村正在推行一种叫Arktek的被动疫苗存储设备。这个设备可以用骆驼或毛驴送到最偏远的山区,里面装着冻好的冰排,保证疫苗在0~10℃的温度下,储存长达35天或更久。

Arktek是美国一家叫Global Good的科研机构发明,委托中国澳柯玛集团制作的,Ark是“方舟”之意,tek则意指“技术”。除了埃塞之外,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以及亚洲的印度都在进行这个不用电的疫苗冰桶的试点工作,每个白色的桶身上都写着“澳柯玛”三个中文汉字,冰桶成了另一个层面上、更深入非洲的中国制造。

3.高科技冰桶

在北京的盖茨基金会办公室,我见到了Arktek实物。冰桶比想象中重很多,高70厘米,有20多公斤,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桶里是8个冰排和三层分离的疫苗盒,塑料外壳是防弹材料,经得住远途颠簸的运输。整个保温层用的是航天技术。桶内的8个冰排每个单独取出,都不会影响其他疫苗的温度。

从中国到埃塞俄比亚,要横跨8000公里,而Arktek的制造路线,已经环绕了整个地球。

Arktek最早的产品模型由比尔·盖茨投资的科研机构Global Good设计,当模型设计出来后,需要找到一个产能稳定、价格合适的厂商生产,可以想象,最合适的商家应该是在中国。

2013年,澳柯玛接受了Global Good的邀请,共同开发量产的Arktek。在澳柯玛之前,另一家中国知名制冷企业拒绝了这一邀约,原因很简单,Arktek的销售前景并不清晰,直到今天,这个产品依然不赚钱。派出人力物力去开发,会占用了企业开发其他产品的资源。澳柯玛的团队刚接手时,觉得”很简单,不就是一个罐儿,加上个保温,加上几个东西就行了吗?“信心十足地告诉董事长李蔚”一个月就做出来了。“

等到最终做出成品,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举一个例子,冰桶听上去简单,桶身是一个双层真空罐,中间一个传导的环节用了双金属环。”一个是铝的,一个是不锈钢的,要焊在一起,中间完全不能留空隙。“技术员们讨论,用胶粘合会挥发,用焊接自己的技术又办不到。“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军工企业做爆/炸焊,把两个板子放在一起,上面铺上炸/药点燃。最后用爆/炸的压力把两个金属环压在了一起。”

“解决金属环的问题,就用了半年多时间。”澳柯玛的经理告诉我们,Arktek是个完全从无到有的产品,如果有人愿意仿制,澳柯玛的技术起码领先了同行业5-10年。

在埃塞的试验点,即便是在白天有43℃的高温地区,Arktek依然能保持稳定的桶内温度。试验点的卫生站护士直接要求实验结束后,不要把冰桶带走。在埃塞一些已经推广使用的地区,Penta 3(破伤风蛋白多糖共轭,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和麻疹的接种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7%和90%。

拍到“9只苍蝇”的澳柯玛团队,实际上在前文的村庄中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当地人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盛装打扮,穿上庆典采用的服装为他们表演狩猎丰收舞蹈。“我听不懂他们的本地语言,但能听出来China‘、‘Arktek’字眼” 澳柯玛疫苗冷链公司副总经理任一钊说,有了Arktek之后,卫生员可以移动办公,甚至到新生儿家里做接种。

“每个Arktek可以覆盖一个6000人左右的社区,以2.5%的新生儿率计算的话,可以给144个新生儿注射疫苗。现在保守计算,每年Arktek提升了当地5%的疫苗接种人数,就是7.2个新生儿,每个Arktek服役期是10年,就是多帮助72个孩子接种了疫苗。”任一钊自己觉得非常骄傲,“这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4.皮下埋植避孕剂

像Arktek一样进入埃塞的中国医疗产品,目前还并不多。

每个Arktek冰桶售价约2000美元,采购Arktek冰桶的非洲国家,大多是得到了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援助。想进入联合国大宗公立采购的清单,产品必须通过PQ认证。PQ认证即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或者Gavi、UNICEF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等国际组织的采购体系采购和使用一项设备的前提要求。

PQ认证主要针对一些疾病治疗急需的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比如抗艾滋病毒/艾滋病类药物、疟疾类药物、结核类药物、生殖健康药物、流感药物、急性腹泻药物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药物以及部分抗癌药品。

2015年,Arktek通过了PQ认证后,正式进入非洲市场。国内已经通过PQ认证的医疗产品现在并不多,以疫苗为例,印度通过PQ认证的疫苗已经超过30个,中国只有两支,一个是中生集团成都所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另一个是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实际上,国内的医疗市场竞争正在逐年加剧,医疗市场的红利期早已结束,竞争已近饱和,厂家之间开始出现恶性砍价。与此同时,跟建筑、交通一样,非洲的公共卫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很多企业来讲,开始为产品做PQ认证,通过国际采购走到非洲,已经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在埃塞的乡村卫生站,我看到了来自中国广州和韩国的避孕套,它们将被免费发放给当地民众。在镇医院里,避孕的选项更多了,除了避孕套,还有宫内节育器、长效避孕针和皮下埋植避孕剂。

这几种避孕产品有什么区别?吴文达告诉我,中国大多用宫内节育器,就是上环,这种在体内操作的方式放到非洲其实非常危险:上环这个手术要用到多工具,以非洲的医疗条件,很难做到完全无菌,当地艾滋病传染又严重,在体内手术感染率、死亡率都高出很多。一旦手术出现感染,后续治疗也非常麻烦。

”也有很多打一针能管三个月的长效避孕针,但这个也很麻烦。一个女性每三个月要走一天的路去找医生打针,这并不现实。“吴文达说,未来一款叫Levoplant的四年期皮下埋植剂也会加入到非洲的药柜里,这是上海达华药业有限公司在今年6月刚刚通过PQ认证的产品。在盖茨基金会看来,这是最稳定安全的避孕方式。

皮下埋植剂是什么?即便是育龄女性,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产品。每包Levoplant里,有两根含有左炔诺孕酮(一种合成孕激素)的硅胶囊管,像打针一样,将避孕针”注射“到女性上臂内侧皮下,无需任何切口,可以缓慢地释放孕激素,有效期一般长达三四年。

在埃塞的几家医院里,我看到的产妇年龄跨度极大,有刚刚18岁的初产妇,也有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孕妇。埃塞女性的平均首育年龄只有20岁,每位女性平均会生育5位子女,现在已经有很多埃塞女性表示有节育需求。“有了方便的避孕产品,埃塞女性就可以自主决定怀孕的时间。第一,可以把首次怀孕的时间往后推,免得15、16岁就怀孕,女孩就要放弃她们的学业和个人生活;第二,可以把怀孕的间隔拉长,如果刚刚生了孩子,三个月后又怀孕,妈妈的身体得不到恢复,哺乳期只有三个月的话,对新生儿健康也不利;第三,意外怀孕会导致更高几率的非法堕胎,一旦堕胎手术遭到感染,也会导致死亡,我们可以降低这部分的死亡率。”吴文达说。

自主计划生育是一个国家能为其未来所做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之一。在计划生育上每花费1块钱,就能节约政府6块钱用于改善健康、住房、水、环境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国内皮下避孕埋植剂的市场一直不大,通过PQ认证后,相关的医疗企业实际上是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既是援助的对象,又是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在非洲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埃塞,我们见识过满屋跳蚤、地上洒满稻草的小泥屋,也在首都的五星酒店里偶遇了一场上流阶层的婚礼,所有宾客衣着得体,年轻新娘硕大的钻戒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说回到最初的“投胎彩票”,这种出生环境带来的贫富差异会永远存在。而降低对儿童来说高风险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从而使得“投胎彩票”更加公平,是盖茨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所致力的方向。

作为一个地球另一边遥远的国家,中国可以在非洲的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澳柯玛董事长李蔚告诉我们,Arktek至今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但品牌的宣传效益无法估算。

“一个做冰箱的企业,也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李蔚觉得改善公共卫生,能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受惠,而一个非洲儿童的健康实际上与全世界都息息相关:“让每一个儿童从小到大有一个公平的生存权。贫穷地区的孩子有了生存权,那么后面还会得到教育权,他将来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或者受到更高的教育,他们可以去改变非洲,可以改变世界,比我们更有效。”

感谢果壳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埃塞俄比亚采访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