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盆滨:和你跑完100个马拉松

跑步改变人生。

从渔民到极限运动员

100天100个马拉松的计划,刚跑到第4天,陈盆滨膝盖的旧伤就发作了。

皮肤黝黑的陈盆滨是一名极限运动员,从2001年开始,他就参加过各种电视吉尼斯挑战和山地户外挑战赛、铁人赛、耐力赛,一直以超强的耐力和体力著称。从2010年开始,陈盆滨的项目集中在极限马拉松比赛——即距离100公里以上的长跑。包括南极洲在内,他已经完成了七大洲的顶级耐力赛,回头再跑普通的42.195公里马拉松,对陈盆滨来说完全不在话下,花三四小时跑下来一个,他甚至都不会觉得累。

但是连着跑100个,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去年正式签约盛力世家之后,陈盆滨跟CEO李胜一直在给自己找新项目。李胜发现吉尼斯纪录里有个人100天跑了13个马拉松,问陈盆滨要不要挑战60个。“我当时说好啊,那还不是一下子就打破的事儿,60个太少了,干脆100个吧。”陈盆滨的一句玩笑,让同事们真的认真操作起来,等到“挑战100”的宣传打出去,他的新挑战,已经变成了从4月2日至7月10日的100天内,一天一个马拉松,一路从广州跑到北京。

陈盆滨心里还是有底的,从2010年开始,跑步就变成了他的全职工作,长期的训练让他已经适应了连续多日的长距离奔跑。但想到未来100天里每天都要按时跑个马拉松,陈盆滨的精神压力还是很大,刚刚到第4天,他身上就开始发痛了,“这种疼法真的是第一次,尤其是膝盖,应该是旧伤积累导致的。”

整个团队一下子开始紧张起来,这一次跑步跟了9辆车,30多个工作人员,后方还有几十名后勤人员,大家的精神压力其实都压在了陈盆滨一个人身上,他决定用老办法,给膝盖放血。

“我们人体是由肌肉、血液、骨头、筋这四样组成的,我是筋跟骨头连接的地方肿起来了。按照过去经验,这就是有了炎症。”陈盆滨用他坚信的理论说服大家,自己给膝盖做了放血疗法,这也是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抽出来的血都是黑的,他们看着都觉得特别恶心。但是抽完血液就能正常流动了。”第二天,在大家的惊诧中,陈盆滨彻底恢复了正常,此后的96天里,他的膝伤再也没有发作过。

“我对自己的身体太了解了。”陈盆滨最早认识到自己身体素质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小学毕业后他就开始下海打鱼,每天都做重体力劳动,最大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壮劳力,帮父母省下一个雇工的钱。等到14岁时,他已经可以徒手搬起一个190斤到230斤重的锚。彻夜在渔船上干活儿,翻来覆去吃最便宜的海鱼,以2小时为单位换班睡觉,这些经历培养了陈盆滨在极端情况下运动的能力,而拉网这种需要技巧的工作,又让他锻炼了全身的肌肉:“就像拔河一样,腿部、腰部、手上的力量全都用到了。”

2000年,陈盆滨在玉环县一次趣味比赛上做了438个俯卧撑,立刻震惊了整个小村子。随后的拉力器比赛、抬150斤大包走台阶比赛,这些奇奇怪怪的擂台,让陈盆滨的名气超出了那个“差不多十平方公里大,所有人互相都认识”的小岛。

23岁时,陈盆滨第一次出了小渔村,到温州去参加电视吉尼斯大赛,第一次跟妈妈来到温州,他彻底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才意识到自己过去过的是井底之蛙的生活。那一次比的是扛矿泉水,他扛着5加仑(约合22.75公斤)的矿泉水绕着场地一圈一圈地走,展示除了自己也没想到过的巨大耐力,当时电视台扛摄像机的人问陈盆滨,“你准备什么时候把这水放下?”陈盆滨夸了个海口:“我要等他们所有人放下来我才放下来!”

最多的时候,陈盆滨已经被人超过了三十圈,因为不能换肩膀,只过了三四个小时,陈盆滨被压着的肩膀就已经疼得要命了。“但是大话已经说了,我只能继续。”现场的观众们饿得受不了,纷纷回家吃饭,等到再过来,居然发现陈盆滨和余下的几名选手还在走。比赛到了最后,只剩下陈盆滨和另外一名选手了,那名选手一直比陈盆滨走得快,套了他至少20圈。对方渐渐开始降速了,陈盆滨靠着匀速,渐渐缩短了两个人的距离,“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为什么一定要赢他,因为话已经说出去了:一定要赢你。”

14小时21分钟后,陈盆滨终于成为场上仅剩的选手,扛着40多斤的矿泉水桶,他最后一共走了75.12公里。下场时,他整个人都已经虚脱了,连上二楼都是别人抬上去的,几个月后身体才彻底缓过来。那场比赛他赢了2000多元奖金,全部都寄给了父母——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只有500块。

陈盆滨对自己体能的发现,全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带着这种野路子的玩法,他一路参加了各种高强度运动比赛,正式从一名渔民,转变成了极限运动员,直至变成了完成七大洲极限马拉松的世界第一人。

现在,陈盆滨开始有了自己的团队。“挑战100”的团队每天精确测量他的体重、血糖乳酸含量、做尿检,准备高营养的配餐。转播车一直在网络上直播他的跑步,一切都不能造假,“不可能上午跑20公里,下午再跑22公里,大家都在监督我。”

另一个难度是,按照陈盆滨个人能力,如果只计算距离,他其实完全可以每天跑80公里,早早提前完成行程,但是现在被严格的计划表控制,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准时出现在镜头前,喊出“挑战100!”的口号,从0开始完成当日的计划。

普通的马拉松都安排在一个城市最适合跑步的季节,隔离出专用的道路,有全套保障体系。陈盆滨这一次几乎都是在省道、国道上奔跑,还要无数次地在红灯前“刹车”,等绿灯亮了,反复再次热启动。

因为每天都安排了一组陪跑队员,陈盆滨还要照顾嘉宾的跑步速度,这其实会打乱他的节奏:平时跑步,他有固定的配速,用跨部带动整个身体向前运动,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体力。跟着嘉宾一起跑,步子小了,姿势一变型,整个推力都减小:“我每天跑完之后都做乳酸测试,发现如果我速度快,乳酸含量只有2点多,一慢下来就有7点多。平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配速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东西,乳酸堆积越多,肌肉越硬,脚反而不放松。”

从默默无名,到成为带动社会活动的名人,这是陈盆滨遇到的新挑战。100天其实是漫长的煎熬,跟当年对着摄像机的一样,陈盆滨是在把自己许下的承诺做完。

全马夫妇

6月14日,李朝晖刚来的时候,陈盆滨没认出来这位陪跑嘉宾。过了半天陈盆滨才反应过来:是你呀!——李朝辉过去是个180斤的胖子,跑了两年步后,现在只有135斤,完全换了一个人。

李朝晖和妻子王静,是陈盆滨第74天的陪跑嘉宾。夫妇俩都是跑步爱好者,王静是《体育报》的记者,李朝晖的本职工作是音乐人。

跟很多人一样,李朝晖开始跑步,是因为身体的中年危机。“我们这一代人,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都没人锻炼,年轻时身体倍儿棒,都没有健身的意识。到了35岁时我开始发胖,也冲到健身房猛练过一阵,从170斤减到了150斤,之后就再没锻炼过。”等到了42岁时,李朝晖的体重不知不觉又反弹回去了,“双下巴,肚子上有游泳圈,我闺女都嫌弃我,不让我去学校接他,说我看着太胖了。”

虽然有过跑步减肥成功的经历,但李朝晖对跑步并没有什么爱好。有一位朋友为了督促他,“连哄带骗”地给他报名了2013年的北京长跑节,距离不远不近,10公里。

为了照顾朋友的面子,李朝晖开始在家楼下跑圈,从零开始恢复跑步的习惯。两三个月后,站在天安门前,跟着大队伍蹿出起跑线时,李朝晖还心里打鼓:到底能跑下来吗?

没想到,裹挟在人流之中,跑步变得轻松起来,在现场欢乐的情绪振奋之下,10公里轻轻松松地就完成了。第一次完赛,是很多人跑马拉松的起源,李朝晖也不例外,才发现10公里并不可怕,过去以为参赛都是专业运动员的事儿,原来自己也可以轻轻松松完成,那为什么不接着再跑远一点呢?

李朝晖随即报名了当年的北京马拉松,拿下了全马后,他就彻底投入到了跑步的浪潮中,跟着朋友进了跑马拉松的圈子,并把妻子王静也拐进去了。

全程马拉松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了,这不再是一个随便跑跑就能拿下的运动。马拉松是一个标准的极限运动,从起跑到完赛,所有人都要经历轻松——兴奋——痛苦——快乐几个过程。尤其是到了32公里,是人人闻之色变的“撞墙”处,李朝晖一直跟我们强调“半马不是马”,就是因为半马不会体验到“撞墙”。

在高强度的跑步过程中,人一直在消耗身体里的糖原,糖原贮存在人体肌肉和肝脏内,能很快转换成跑者需要的能量。大多数马拉松选手在第32公里左右时,身体中的糖原储备已经消耗殆尽,“肝糖是大柴禾,一直呼呼地烧,到了32公里一下子就烧没了,此时开始消耗脂肪中的能量,但是从脂肪转换过来的糖分,速度太慢,又太少,来是小柴禾,就那么一小点火苗,完全跟不上。”

2013年的北京马拉松,李朝晖跑了4小时30分钟,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撞墙期”痛不欲生想立刻放弃的感觉,实在让他刻骨铭心。

在第一次全马比赛之后,李朝晖现在的训练都是为马拉松做准备,目标就是提高脂肪代谢能力,增加糖原贮存量,尽量往后推移撞墙期,并减弱痛苦的程度。

现在,李朝晖和王静夫妇俩每周都要跑步5次,严格按照计划做节奏跑(以每公里5分钟的配速跑10公里)、间歇跑(以最快速度跑10组800米)和周末32公里的长距离。

“我们遵照的是科学的锦标主义。”妻子王静一直喜欢运动,过去一直会定期打网球、羽毛球,加上游泳。单纯以爱好为导向,这些运动锻炼了她的体能。跑步因为门槛低,又有比赛做目标,成为她坚持最久的一项运动。王静发现,跑步其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按照计划训练,最后一定能顺利完成目标,如果计划完成度不高,比赛的时候就会跑得丢盔卸甲。2014年5月,她去东营跑了个人的第一个全马,过了32公里之后,只能走走停停,5小时才完赛。经过一年的训练,今年3月再跑比赛,她已经能跑到4小时37分了。

“计划完成不了的时候都是借口,只要你把跑步当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其他的应酬、休息、出差都围绕跑步来安排,就一定能找出来足够时间。”现在,夫妇俩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在微信上加入了跑团,一群人互相监督,每天在群里打卡,李朝晖再懈怠的时候,发现人家都在上传今天的跑步数据,打起精神也要下楼再跑几公里。他最近一次马拉松的成绩是4小时1分07秒,最终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没能进到4小时。

在山东东营,夫妇俩跟陈盆滨以6分钟的配速跑了十多公里,校正了很多跑姿上的问题,李朝晖发现自己拉伸不够,也许这也是他过去提速的障碍之一。

在陈盆滨的陪跑团中,还有一位他们的朋友朱明,这也是夫妇俩最佩服的跑友,“你去问问朱明的故事吧,他带着盲人小何一起跑步,不是谁都能承担得了这个任务,每周都坚持,太难了。”

美术总监和盲人按摩师

周六上午,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见到何亚君时,他刚刚跟朱明跑了26公里。何亚君的大儿子围在他身边跑来跑去,妻子抱着小儿子乘凉,看起来跟公园里其他散步的家庭没什么区别。

这是朱明带着何亚君做的第一个夏训,此后要正式为秋天的北京马拉松做训练了。在马拉松比赛之前,朱明每周都要开车接上何亚君,在周三、周六分别跑两个长距离,因为条件限制,这也是何亚君唯一的训练机会。

朱明今年38岁,是一家报纸的美术总监,跑步也是他近几年养成的爱好,他至今已经跑过6个马拉松了。认识何亚君,最初只是随手帮朋友一个忙,北京现在的跑团不计其数,每个周末,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都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各种协会的大旗。但很多组织跑了几次就再没有动静了,何亚君被志愿者们带出来跑了几次步,活动没有继续坚持下去,朱明刚刚接手时,也没想过两个人会一起跑多久。

第一次出门,朱明是带着何亚君坐的地铁,才发现自己没想到的事儿太多了。“上台阶的时候,何亚君总会多迈一级,发现踩不到才知道台阶到头了。在地铁上够扶手,他有时候会摸到别人的头上去。”到了跑道上,公园里有时候会有浇花的皮管子横在路中间,正常人会下意识地迈过去,但是对何亚君就是潜在的危险。

对于何亚君来讲,迈开腿跑步本身就是莫大的恐惧,高速运动的时候,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平时他的生活就在自己的按摩店里,处处都已经摸熟了,他能换灯泡,能烧水,能切菜做饭,可是一出了家门,一切都是陌生的黑暗。

几次之后,朱明找到了一点诀窍,遇到台阶,只要是数的过来的,他就立刻告诉何亚君数量。坐地铁时,先让何亚君的手摸到自己,再往上找栏杆。跑步时再遇到皮管子,还差四五米朱明就会放慢速度,说“抬腿”,俩人就一起大跨步跑过去。“到后来我俩已经很默契了,离坑还有一两米时,我一抬他胳膊,就一下迈过去了。”

何亚君更感激的是,跑步是枯燥的,朱明会用转移法跟他聊天,化解他的恐惧。“比如前面有个路口,左侧有棵树在开什么颜色的花,前面有个垃圾桶,这有个岔路口,走慢点,该左拐啦……人多的时候,朱明还会跟我讲,前面有一群小姑娘,后面多远还有一群小伙子,他们速度比咱们慢,哎这几个人跑姿特别好!”有了这种实时路况汇报,无形之中,“就把我的恐惧拉到另一个环境中去了。”

何亚君自己是个好胜的人,小时候一次发高烧,烧坏了他的眼睛和嗓子,现在眼睛即便是趴在汽车大灯前也没有光感。少年时他一直无法接受中途致盲这个现实,用砍刀把自己亲手养的猪砍得满身是伤,出来到盲人按摩店工作,他总爱跟客人闹别扭,对方流露出一点不尊重的迹象,何亚君就手上使狠劲儿,或者用刚捞出来的热毛巾烫对方的脚。他不避讳年轻时犯的这些错,当时自己的心态就是“凭什么你躺着,我给你按摩?”——他就是跟社会较劲,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盲人多少会有些心理障碍,因为他外在的东西让他没有自信,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他和别人不一样,他就和别人格格不入。”何亚君这些年渐渐自我调节,走出了过去的障碍,开了盲人按摩店后,他发现手下的年轻员工,总有人跟自己当年差不多。

跑步对何亚君来讲,意义远大于正常人。此前他也在店里锻炼,无非就是做一做蹲起,单调又枯燥。出门跑步打破了他三点一线的固定生活,不光是体重从170斤降到了140斤,整个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以前我接触人都是点对点的,除了亲戚朋友就是客人,客人只会把我当理疗师,管我叫何大夫。现在跑团里什么人都有,叫我啥都有的,何大神,何大仙,小何,老何,什么都有,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许多跑友都对何亚君好奇,找他跟爱好者们见面,或者请去学校里讲课,何亚君也第一次接触了大量媒体:“以前说话小声,现在能夸夸其谈了,对着多少人说话都不脸红了。你只有敢于走出家门,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背后朱明的付出其实是最大的,跑步极度消耗体力,他要照顾何亚君的配速,因为要用丝带拉着对方跑步,他一侧的胳膊也没法正常摆臂,更何况还有一路不停嘴地做解说。

朱明不愿意称赞自己,他说盲人们其实也让他换了个角度认识世界。他带着何亚君和员工们去过一趟古北口水镇,“他们平时难得出门,所以特别愿意出去玩。咱们会想,到景区什么都看不见,能有什么意思?”结果到了景区,所有的温度、湿度、声音和触觉,都是盲人们的感知对象,朱明只要跟他们讲哪里有石狮子,石板路有多少弯、宽多少米,他们都特别开心,高兴得跟孩子一样。

能享受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对盲人们本身就是最高兴的事情,在古镇上,朱明让何亚君和员工们第一次泡了温泉:“他们躺在池子里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看到每个人享受的神色,我自己也是享受的。”

何亚君和朱明,是陈盆滨的第20组陪跑嘉宾,他们在29公里处等着陈盆滨,一起跑到了终点。对其他人来说,陈盆滨“挑战100”的户外跑步环境并不好,热,又是公路,汽车来往时非常吵,也没有平时在塑胶跑道上安全。

但是在何亚君这里,这反而成了他最难得的经历,这是他头一次在公路上跑步:“很爽!像是在大海里跑步一样!”所有的噪音,都变成了新奇的交响:“一会儿来个小汽车、一会儿是卡车,还有摩托车,啥都有,哗、哗一下地过去了,平时哪里体会得到这种感受!”

 

(本文发表于2015年8月24日《三联生活周刊》 第850期,封面故事“极限与自由”)

长白山寻食记

 当飞机降落在长白山机场时,我还是对自己的任务稀里糊涂。这架夜班飞机上,乘客们一大半都是外地人,他们操着各种口音,穿着专业的滑雪服、户外运动装,五颜六色地坐了一大片。中间点缀的是东北本地人,不用判断,厚厚的貂皮早已经宣告了他们的身份。所有人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整个机舱都是一副严阵以待又雀跃的模样。

  一出机舱,全副武装的乘客们集体在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中打了一个激灵。无论如何,倒抽的肯定是一口凉气,咽下去的一溜冷风立刻冰得嗓子眼生疼。我坐上了去二道白河镇的大巴,这个位于长白山北坡的小镇是我此行的第一站,可是长白山在行政区划上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邻座的大哥热心地告诉我,我们所处的地方就叫长白山,过去这片区域分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长白县、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等行政单位,现在已经统一归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辖,这里变成了跟长春、吉林同级的市州级政府。“二道白河是一个镇,现在也叫池北区,区管理委员会就在这里。”而我的长白山寻食,其实就是以长白山为圆心的这一块区域。

  位置弄明白了,美食要找什么?作为一个辽宁人,我心中的东北年夜饭无甚出奇,除了鸡鸭鱼肉,无非就是两道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东北菜甚至在八大菜系中都占不上席位,提起来也无非是浓油赤酱的模样。在北京也很难见到东北菜馆子,偶尔吃一个,觉得菜肴和服务都是同样的粗糙。

  已经是夜里23点了,这辆末班大巴算我只有四个乘客。汽车一直在林海中穿行,道路两边笔直的白桦树林泛着银光,树梢上顶着半盏残月,从车窗看出去,整幅画面都透着一种冰冷的幽静。行路至半,悄悄地下起了大雪,密集的雪片纷纷扬扬扑向前窗,眼前立刻就变成了另一个幻境,好像随时会从林中窜出一只银色的独角兽。

  在这清冷的银色世界里,我忍不住地犯愁:到底能找点啥呢?

【虹鳟鱼】

  “你这时候来,确实啥也找不着了。”刘茂泉是土生土长的二道白河人,他在镇上长大,年轻时在长春的饭店工作了十几年,现在回老家开了家“山水人家庄稼院”,专门做本地家常菜。朋友把他介绍给我,是因为刘茂泉对地皮熟――二道白河就是一个小镇,总人口不过6万,走在路上,“半里地能遇见十来个熟人”。这里没有餐饮协会,找到一个热情的餐馆老板,就能把所有的线都串起来了。刘茂泉痛快地揽下了任务:“虽然不是季节,但你想要看啥,包在我身上。”

  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找冷水鱼。二道白河地处山区,作为“长白山第一镇”,早已成为旅游重地。当地农业不发达,蔬菜都要从沈阳运进来,因此物价也不低,本地人最熟悉的食材,还是山珍。长白山是家背后的宝山,当地人从小就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打交道。一路上刘茂泉回忆,小时候上学前在河里扔一个罐头瓶子,等下午放学,就会捞出来一瓶子手指长的柳根鱼。最傻的是一种老头鱼,这种鱼好奇心重,鱼钩上都不用放鱼饵,只要冲着它的嘴晃晃,两下它就把鱼钩死死咬住了。“而且看见头一个上钩,后一个也不长记性,一块石头旁边要是有五六条鱼全能钓上来,如果最后半天也钓不上来,那就是都钓没了。”镇上一共有五条小河,从头道白河开始依次以数字命名,二道白河的镇名也就此得来。从天池里下泻出的瀑布,一路流到镇上形成了二道白河,这条河再继续往下走,就汇聚成了浩荡的松花江。

  刘茂泉带我们去的,是另一处著名的水源地。车行至郊外,被白雪覆盖的旷野里出现了几座厂房,国内几家著名的纯净水厂商都在这里设了取水点――长白山是优质的矿泉水水源地,与欧洲阿尔卑斯山和俄罗斯高加索山齐名,是公认的世界三大优质矿泉水产地之一。我们沿着溪水上溯,轿车在土路上减速,看起来非常危险地下了一个陡峭的大坡,一个小院出现在眼前。“这家的虹鳟鱼是最好的,我们当地谁家来个亲戚朋友都到这吃鱼,有名。”我抬头看了一圈,发现这个小院连个招牌都没有。

  店主胡延奎已经做了半辈子冷水鱼了,此前他在延边州和龙市开了16年餐馆,3年前刚刚搬回老家二道白河镇。他的名片上印着小院的名字――“名山泉冷水鱼场”,下面罗列了经营范围:“虹鳟鱼、金鳟鱼、花丽羔子、中华鲟、蝲蛄、山野菜,山里养的小鸡、兔子,各种特色小吃。”最后一行地址尤为简单:白河林业局水源地。

  老胡家的鱼池就在河水边上,河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分隔的小池子中,又一刻不停地流回到河里。因为上游一家矿泉水厂正在铺设管道,最近老胡家的池水有点混,但温度依然很冰。把手指伸到水里,几秒钟内寒气就开始渗入皮肤,冻得人赶紧抽出来。刘茂泉说,即使是夏天,把脚放进水池里,谁也挺不过半分钟。在寒冷的冰水中,鱼儿游得正欢实,它们都长着梭形的流畅线条,一条金鳟甩动身体,一眨眼就飞快地横穿了半个水池。

  低温,正是当地虹鳟鱼出名的原因。胡延奎有多年的养殖经验,他发现水温一旦过了20℃,冷水鱼就会大量死掉:“我们这种鱼只能在河边养,像那种死水泡子,太阳一晒温度就全上去了。”过去在和龙市开饭馆时,因为离水源地远,冬天河水封冻是个麻烦事。现在在白河的水源地,河水来自山间的涌泉,夏天最高也就12~13℃,冬天因为刚刚从山里涌出来,水温在7~8℃左右,因此也不会结冰。

  在这种情况下养殖的虹鳟鱼可以看作是半野生。每年开春,胡延奎都要从辽宁本溪买一批一年生的小鱼苗,冷水鱼生长速度很慢,老胡要放到自己的池子里养至少两年,到了3年、4年大的鱼才足够食用。在新鲜矿泉水中生长的虹鳟鱼,吃的也是原生态的食物――二道白河有很多人专门承包河段,捕捞野生小河鱼售卖。有时候买不到小河鱼,胡延奎就用黄豆、苞米面、豆油和在一起,自己压成颗粒做饲料。

  当地人吃虹鳟鱼的历史并不长。胡延奎回忆,儿时的小河里并没有这种鱼,最常见的是花丽羔子、板撑子,也就是学名称呼的花羔红点鲑、茴鱼。虹鳟鱼并非本土物种,有一种说法是,有科学家曾在天池里投放了虹鳟鱼苗做观测,时间久了,当地水系中渐渐就冒出来了野生虹鳟鱼,因为当地优质的水源基础,通过人工养殖,反而迅速发扬光大起来。而二道白河最流行的是生吃,也是从广东、日本学过来的。

  这里的水因为常年低温,又是直接从山里涌出来的,水质清冽,鱼身上不会长寄生虫。当地餐馆都有这道菜,五星酒店叫刺身。选一条颜色最漂亮的金鳟,现杀、刮鳞,切出来约30片鱼肉平铺在碎冰上,鱼头、鱼尾摆放在两侧,粉嫩的鱼肉和淡金色的鱼头,在视觉上极为鲜活漂亮。当地的小餐馆直接叫生吃,一般的做法也是切出薄片,围绕着铺在青萝卜丝、黄瓜丝堆成的小山上,同样蘸着酱油和辣根吃。在这道菜上,无论什么级别的餐厅,味道差别都不大,大家都紧靠着最珍贵的水源地,有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鲜的虹鳟鱼怎么切都是美味的。

  金鳟鱼是虹鳟鱼的变种,胡延奎告诉我,金鳟肉发软,肉质更细,虹鳟相对肉质更紧,有嚼劲。但如果不较真的话,二者区别并不大,制作上也没有一定之规。老胡家没有菜单,制作办法就那么几种:生吃、红烧、清蒸、烤鱼,或者做酸菜鱼和水煮。现在小店里只有四五张桌子,到了夏天,整个院子都搭满了棚子,如果来四五个人,他都建议买两条鱼,做个四菜一汤:先来一道生吃鱼片,接着一道红烧鱼段,或者软炸鱼肉片,再上一道炸鱼皮或凉拌鱼皮,最后,鱼头鱼尾加上鱼排,烩一道鱼汤给大家“溜溜缝”。

  胡延奎最推荐的还是生吃或清蒸,能吃出鱼的原味。在名山泉冷水鱼场,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把生鱼片和蒜片、青椒段,裹在生菜叶里同嚼。奥秘是还放了朝鲜族辣酱――这完全是韩国烤肉中五花肉的吃法。二道白河原本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整个自治州紧贴朝鲜,镇上也住着大量的朝鲜族居民,多年混居,汉族人也习惯并改良了朝鲜族的特色食物,辣酱这种朝鲜族特色的调味品,早就无孔不入地进入了镇上居民的饮食系统之中了。

【辣酱与蓝莓酒】

  看我对辣酱感兴趣,刘茂泉顿时觉得任务轻松了,他的好朋友杨忠煜在镇上开了家济洲烧烤,主打的就是韩国烤肉。大家都管富态的杨忠煜叫小胖,济洲烧烤看上去跟国内常见的韩国烤肉店差不多,无非是在炭火的篦子上烤牛排、五花肉。“但小胖没事儿自己就研究新菜色,在厨房一待一下午。”刘茂泉向我保证:“要是看辣酱,找你胖哥肯定错不了。”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后厨在做小菜。每天餐馆都要消耗掉大量的泡菜、辣萝卜等配菜,这些都是杨忠煜自己做的。冬天是旅游淡季,店里难得有清闲,盛夏时顾客们两天就能吃掉30斤辣萝卜块,现在只要一周做一次就够了。

  这一天正好赶上泡菜的备料,杨忠煜已经备好了100斤新鲜的大白菜,一一剥去老皮,切掉菜根。为了腌制速度,每一棵大白菜都一切为四,一层层地码放到大塑料桶里,在上面均匀地撒上专用的泡菜盐。泡菜必须用大粒的海盐,平时吃的精盐腌出来的白菜会发苦。等到高高的大桶里装满了白菜,再在上面压一块大石头。把化好泡菜盐的盐水倒进去,直至没过白菜。“光用盐粒不放盐水的话,最后出来的白菜还是会苦。”被问到做泡菜有什么技巧时,杨忠煜觉得这事儿本身没什么难度,开店9年,每周都要做一次,所有的步骤都已经烂熟于心。“这么容易点事儿,那还能出啥差错?”

  但在我看来,后续的过程要比预想中更繁琐。几天后,当白菜腌软,控干水分,就要涂抹辣椒料了。杨忠煜管这个料叫辣椒抹,看上去只是红色的一大团,里面内容却极其丰富。为了让我们理解,杨忠煜今天又提前把辣椒抹做了,这个工作需要几个人一起协作,厨房顿时繁忙起来。

  先是要用青萝卜擦丝儿,垫在盆底,取它的“青味儿”,再把一大捆韭菜切成长段扔进去。紧接着,一位厨师抱出来一个磅秤,仔细地量出一大份辣椒面,倒进盆里堆得跟小山一样,这是一种用小红椒研磨成的辣椒面,我捏了一点尝尝,辣辣地直烫舌尖。紧接着,厨师又量起了第二份辣椒面,这是用手指长的大红椒磨出来的,颜色暗淡些,辣度也要小。最后,两层火红的小山上,又覆盖了第三种艳红的辣椒面,这是用颜色最红的辣椒做成的细面,主要功能是调色。这些辣椒面都是杨忠煜从延吉固定的店里专门买来的。“有些卖配料的会往辣椒面里加食盐压秤,我这个供货商已经合作了9年了,他们不会给我做这个假。”   萝卜、韭菜、辣椒……每一层都是不同的辣,深深浅浅叠在一起。一旁另外两个小工一直在忙着给姜削皮,剥蒜,把洋葱切成小块,把这些切好的调料放在搅拌机里打碎,陆续打出来三大杯浆汁,一倒进盆里,好像汁水都跳到了空气中,悬浮在整个厨房里,眼睛立刻开始辣起来,呛得要出眼泪。从一开始,杨忠煜就在旁边的灶上熬糯米汤,他用冷水融化了一大包糯米粉,用小火加热,手里一刻不停地用勺子搅拌。糯米粉容易结块,这个活儿急不得,十几分钟后,渐渐地有大泡泡慢慢鼓上来,缓缓地爆裂,就终于是熬开了。整锅糯米汤一下子浇到大盆中,这是取糯米黏稠的作用。又加入牛肉粉、味精、虾酱,大勺子呼啦啦开始搅,所有的辣劲儿开始综合,不管是嗅觉上还是视觉上,这一盆都辣得极为浓烈。

  等到白菜腌好,每片菜叶上都会涂上厚厚的辣椒抹,叠好了再放冰箱里冷藏上一宿。再拿出来,就是每个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泡菜了。整个过程中辣椒的用量令人咂舌,杨忠煜是把正宗的韩国口味改良了。“流行的韩国烤肉偏甜,我们这都是改良过的,延边人都能吃辣,一般外地人来都特别惊讶。”济洲烧烤专门有一道烤牛肉,是直接用篦子端上来一份牛肉片,上面堆着厚厚一层碎辣椒,整个放在炉子上烤。从头打起不翻个儿,完全靠火炭焖熟,光是看样子就足够令人垂涎。

  店里的蘸酱都是杨忠煜和妻子自己调配的,原料都是从延边进的货,在延吉有专门的老奶奶手工舂辣椒酱,经过复杂的工序做成黏稠的半成品。因为过程太繁琐,一般餐馆没法自己制作,杨忠煜把底料加上自己的配方,再调成芝麻、海鲜、香菇不同口味,而蘸料的检验者,就是来自韩国的客人。

  在韩国和朝鲜,长白山被称为白头山。天池横跨在中国与朝鲜的边界,每年都有大量的韩国游客专门到中国看长白山,长白山2013年接待了13.7万名外国游客,其中大半来自韩国。

  杨忠煜的朋友七哥是景区游览车的司机,旺季时七哥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韩国游客。在夏秋旺季时,济洲烧烤每天300多位顾客中,有100多位都是韩国客人。标配菜品是烤五花肉,配上泡菜、蘸酱,改良的长白山口味异常受韩国客人欢迎。

  在济洲烧烤里,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自制产品,是车库角落里的蓝莓酒。

  在二道白河,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蓝莓酒,有趣的是,人们称呼的是蓝莓的学名,越橘。而真正分辨起来,当地食用的野生蓝莓与我们平时买的种植蓝莓并不相同。在长白山,野生蓝莓生活在海拔1200到2100米之间,这种小灌木能抵抗最低零下40℃的极寒气温,从第三年开始挂果,到了五年龄就是旺果期。

  平时城市里大家常见的种植蓝莓,是椭圆球体,青紫色,味道是单一的甜,而野生蓝莓果粒小,是玫红色、圆溜溜的一颗。我后来在镇上吃到了当年冷冻的野生蓝莓,丢进嘴里,甜是包含起来的,更主要的是一股酸酸的味道,刺激人流口水。每年8月,到了上山摘蓝莓的时候,大人小孩都会起个大早去摘蓝莓,身上的衣服都要被露水打透。蓝莓并不难摘,它们多长在苔藓地里,就地取材挖一块苔藓垫底做缓冲,连小孩都能背一竹筐下来。野生蓝莓因为酸,并不适合直接吃,一般就是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直接榨汁,放糖当果汁喝,二是酿酒。

  最快速的酿造方法,把果肉碾碎后用纱布过滤,挤出干净的浆液倒在大玻璃瓶里。放上一周后,果汁自身的糖会转化成酒精,酿出10到11度的果酒。如果是自酿的葡萄酒,也许夏天几天不喝就会发酸变质,但野生蓝莓自身抗氧化能力强,保存好的话,放上一年也没问题。

  但这么低的度数,怎么能满足东北老爷们儿的需求?更常见的办法是杨忠煜做的这种浸泡果酒。当地有一种百老泉散烧酒,本身就有50多度。人们把已发酵的蓝莓浆液,和着蓝莓果粒直接倒到酒桶里,放到背阴处困上一年。野生蓝莓的花青素含量是810毫克/100克,是种植蓝莓160毫克/100克的5倍,烧酒很快就变成了漂亮的青紫色,而且只要不被阳光直射,颜色就能一直不变。在当地的家庭中,还是这种浸泡酿酒比较多,高度数的酒好保存,可以持续泡上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

  看我好奇,吃饭时杨忠煜专门拿了一瓶樱桃酒、一瓶蓝莓酒。几位大哥一看乐了:“这姑娘行啊,还能整点白的!”两种果酒一倒出来,依然保存着樱桃的玫红色和蓝莓的青紫色,在杯中分外剔透。刚喝到嘴,就能感觉到浓浓的果香,五六十度的烧酒变得异常温柔,完全没有任何灼人的酒气。头一杯顺顺当当地就下了肚,几分钟后,我渐渐开始进入了微醺的状态,而杯中物的香气与光泽,又引诱人再放心大胆地继续品味。

  等到两杯都见了底,漂亮的果酒杀了个回马枪,酒劲儿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等我终于明白此前的“行啊!”是什么意思,按照大哥们的判断,我已经“喝蒙圈”了。

【蘑菇与山野菜】

  刘茂泉介绍给我的朋友圈,几乎所有人都是从林场出来的。刘茂泉自己也是从技校毕业,本来被分配到林场做伐木工人,但是他自己对体制内的工作不感兴趣。报到当天,他骑车从林场回家,奔着一个平整的雪地想抄个近路,没想到那下面其实是个深坑,他整个连人带车全都栽进去了,等他爬出来就下了决心:再也不来了!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更多的人当年还是向往留在林场里工作。他的朋友七哥去林场入职时还要考试,男生要扛得动150斤的麻袋。七哥说:“我那时候是真年轻啊,抱起麻袋就绕着场子走。我们考试的时候周围老百姓全过来看,也是个盛况。一旦考过了,成为林场职工,就变成了二道白河镇上腰杆最硬的人,谁家小伙要是没有这份正式工作,媒婆想介绍对象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单忠波也是刘茂泉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在春雷林场工作,年轻时他是伐木工人。“那时候一人配一把油锯,每天起早带着饭盒上山,中午就在树林子里吃饭,早晚冻得受不了。”伐树时一般两三人一组,单忠波最怕那种技术不好的搭档。“你问他树往哪里倒,人家回复‘满――山――倒!’哎,跑你都不知道往哪跑,跟这样的人干活儿简直是玩命。”

  对于长白山,游客们关注的是壮丽的天池与原始森林,但在本地人眼中,长白山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这座宝山上,哪怕是一个貌不起眼的杂木林,里面都处处藏有玄机。改革开放,加上限制砍伐,林场的数量越来越少,员工也渐渐离开了长白山上的森林,随即迎来了二道白河镇在旅游行业中的急速发展。“但凡当初不好好工作,不上进的人,出来干点别的,现在都成‘总’了。”刘茂泉说,到了旺季,这里连推拿的按摩床都会住满游客,七哥要在景区连开三个月大巴,一天也不许请假,杨忠煜餐馆的火爆更不用提了:“那时候你要找我,必须得夜里10点钟以后,我得半夜才能坐下喘气儿吃一口饭。”

  刘茂泉和几位大哥乐于带着我们到处瞅瞅,找点他们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去看了鹿园,也看了贩卖林蛙的小摊点,看到被豢养的梅花鹿,像一头大牲口一样等待宰杀,又听说了林蛙去雪蛤油的过程,多少觉得这种纯粹山珍的吃法有点残忍,而且离普通家庭的饮食习惯还是有一定距离。结果转了一圈,跟大家越聊越多,才发现最好玩的还是他们的生活状态。

  七哥从小就会上山打猎,现在留下来的习惯是叉鱼。他用摩托车辐条做了两种叉头,接在相机三脚架的架腿上,自己设计了一副鱼叉。每年开春,当河里的冷水鱼开始多起来,七哥有空就换双靴子,往城区里的头道白河河道中一站,几下就能叉到一条大鱼――传统的生活习惯就这样跟城市生活无缝衔接,而始终清澈的河水又延续了这种千百年不变的捕鱼方式。秋天时,二道白河有吃林蛙的习惯,单忠波去年应季时到市场转了一圈,自己花25块钱买材料做了副网套,等待下雨天到山上河沟里守株待兔。“到最后,我老婆做剩下的蛤蟆我拿去卖了,还赚了2500多块钱。”

  从长白山上取食材,是当地人最手到擒来的事情。其中门槛最低的,还是山野菜和蘑菇。

  刘茂泉告诉我:“如果你6月份来,可能这一桌子都可以是山野菜。做汤、蘸酱、包包子。做啥都行。”每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是上山摘野菜的时间,再晚山野菜就木质化了。二道白河镇会冒出来几个交易山野菜的市场,刚下山的刺嫩芽最贵卖10块钱一斤,当地人都吃得起,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会自己抽空上山去挖,蕨类长在低洼的地方,刺五加长在大树少的地方,水边容易找到猴子腿……这些几乎是一种常识。山上什么都有,山芹、山葱、山蒜、山韭菜,要多少有多少,镇里的包子铺那时候都会有山野菜包子卖。

  摘回来的野菜,先在锅里用热水烫一下,接着可以跟鸡蛋、猪肉炒着吃,也可以就这样直接蘸酱了。“一口下去有股清香味儿,心情立马就舒服了。”唯一要注意的是,炒山野菜时,不能跟其他菜一样放葱姜蒜、味精,会破坏山野菜本身的清香鲜美味道。

  蘑菇是更好找的食材。单忠波上班路上就经常自己去采点蘑菇,采蘑菇要看“林相”,松树林子里的蘑菇少,最好还是去阔叶林里找,椴树、榆树、柞树多的地方,一准有。作为林场职工,另一个找蘑菇的窍门是,头一年刚刚放过树的地方,第二年过来,准有。

  不同的蘑菇各自有时令季节。因为长白山海拔高,纬度也高,每年过了5月中旬,才渐渐有了春天的迹象,榆黄蘑大概在“六一”前后开始冒头,新鲜的榆黄蘑颜色金黄,一般长在倒伏的榆树上。很多人家自己会做干榆黄蘑,把一大块撕碎,用线串起来,或者用纱网装好,放在太阳下晒。这种蘑菇的叶片嫩,最适合煲汤、包饺子吃,榆黄蘑加上韭菜、鸡蛋,是长白山地区的三鲜馅配置。

  夏天的雨后,在栎树树干上总会成片长出一种黑色的猪嘴蘑。这种蘑菇也叫拱嘴蘑,长得就像猪的拱嘴。冷不丁看上去,这种蘑菇跟木耳差不多,但一拿起来就发现,猪嘴磨有一种“肉头儿”的手感,滑滑地在手里颤抖,像果冻一样。单忠波告诉我,这种蘑菇一般要用食用碱浸泡、清洗,再用食盐反复搓洗。如果吃多了,或者没有清洗干净,吃完手指尖、鼻尖都发麻,手会肿得像馒头,嘴唇也会肿得像猪嘴。“拱起来的地方怕见光,也受不得风。当时寻思再也不吃了,过几天又开始惦记了,不好吃的话,能拱那么多人吗?”

  珍贵的猴头菇,一般是在立秋之后,生长在活树的死叉上。猴头菇是一种药食两用的真菌,因外形像猴子头而得名,有“素中荤”之称,因为少见,也是当地最贵的蘑菇。“上一趟山,背一背筐冻蘑很容易,但只能摘到十个二十个猴头菇。”单忠波说,现在猴头菇已经能人工养殖了,但大家还是喜欢吃山上长的,因为“蘑菇味儿重”。

  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每年最晚长出的是冻蘑。“开始上霜了,林子里的蚊子、小咬都没了,看到刮风开始哗哗掉叶子的时候,就该去拣冻蘑了。”冻蘑长的时候像瓦片一样,一层覆一层,或者零星地单片生长。在当地,也有“袍子屁股”的称呼,因为远远看过去,是一样白白的一小块,很显眼。晒干的冻蘑用温水泡软了,裹上面粉炸,有肉一样的口感。新鲜的炒着吃、炖汤、下火锅。“瞎吃,怎么吃都行。”

  在东北,蘑菇几乎是万能的配菜,名气最大的小鸡炖蘑菇,用的就是最常见的榛蘑,做出来的鸡汤味道浓厚,充满了菌子特有的醇香。采蘑菇不难,把那些颜色鲜艳的、没有虫子咬的毒蘑菇剔除出去,其他的几乎都能吃。

  每年采蘑菇,都先从两江流域开始采,再慢慢往山上走。长白山不到10月就下霜了,其实每年果实生长、成熟期就只有6到10月之间的4个月,不过这期间产出的丰饶物产,已经足够养育山里的居民。如果真要寻找长白山年夜饭的特色,可能就是把储存的夏日时光重新转化出来――人们用温水浸泡晒干的蘑菇,看它们慢慢舒展成柔软的质感,从冰箱里取出冻好的冰坨,里面是几个月前速冻住的山野菜,当冰水渐渐流走,浮现出来的叶片依然是翠绿的,盛夏的清香,就这样被带到了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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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稿子,年初写的《最想念的年货》专题。春天时朋友虹桥去长白山调查矿泉水开采,我让她去找文章里的几位大哥玩,结果又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接待。长白山是个好地方,值得一去再去。

历史的底片——一个美国人的成都记忆

096冬季的青龙场集市上,赶场天摆满了降霜后的大萝卜。清末成都郊区及附近邻县约有场镇四百个,农贸活动十分兴旺。

几个月前,在写成都主题的封面报道时,我开始阅读王笛撰写的《茶馆》一书。这是本介绍成都民国年间社会状态的著作,在茶馆细节之外,书中的大量历史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关于成都皇城的老照片尤为让人震惊:原来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北侧,今四川科技馆所在地,曾经有一个巍峨壮丽的明代皇城,历经几代都是四川省重要的行政、教育机构所在地。

我在四川大学就读的四年里,对“皇城老妈”这个火锅品牌耳熟能详,却从未知道“皇城”二字确有所指。在来到成都的第一天,我就踏足了天府广场,此后也经历过地震之后挂着横幅的悲怆场景,开过毛主席打车的惯有玩笑,但却从来不知道,川大人日日横跨的“明远湖”,也许得名于皇城的明远楼。而更为震惊的是,在《茶馆》一书中,有大量的照片,完整地记录下当年皇城建筑鳞次栉比的模样,而顺着参考资料继续搜索,照片的拍摄者路德·那爱德,居然是一名美国人,并且曾经在川大的前身四川高等学堂任教——这又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

在好奇心驱使下继续搜索,才发现这背后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关的过程早就被挖掘出来,却迟迟没有让更多人知道。2014年12月末,当再次回到成都去寻找那爱德的足迹时,一向对历史无感的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城市背后,历历可见的时光脉络。

在青羊宫中,我找到了百年前那爱德拍的斗姥殿,原来在花会时这里是售卖书画的地方,仔细看,殿前的大树已经不是同一棵,现在的银杏也早已枝繁叶茂了。转到后半圈,一眼读到了墙上的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心有戚戚焉。

p24629734漂洋过海的年轻人

1910年6月,31岁的化学助教路德·那爱德(Luther Knight)决定去中国。

作为家里最小的第十子,这个出身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牧师家庭的年轻人,一直走在一条传统的精英道路上:那爱德先是从美国西北大学以化学和矿物学的双学位毕业,又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理科硕士学位,毕业时还延续着哲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

那爱德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小伙子,他的精力很旺盛。在工作的第一所大学里,因为擅长跳高和跨栏跑,他同时担任了田径队和棒球队的教练。等到1906年,换到北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化学系的助理教授后,那爱德的新计划,是发展自己摄影的老爱好——早在他15岁生日时,父亲劳埃德·奈特就送给他一部照相机作为礼物,小那爱德当时就为父亲拍摄了生平第一幅肖像。而今作为化学教师,调配药水、冲洗底片,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已经找到了一位摄影师朋友,打算要兼职开一家人像照相馆。

但这个计划很快被另一个兴奋的目标代替了:他要去中国。在读研究生时,那爱德在一次化学实验中突然对“China”这个词开始感兴趣,但他能了解的知识实在太少了,遥远的中国还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盛大的帝国已到了强弩之末。新旧思潮正在猛烈碰撞。旧式科举已经废除,一批新式教育的学堂已经试水了10年。当晚清政府派员来到学校,为四川高等学堂聘请第一批美国教师时,那爱德认为自己撞上了天赐良机:“机会就在门口徘徊,在我面前看着我说:‘瞧!我就在这里。去吧!’”

4个月后,那爱德已经踏上了成都的土地,在新签订的中文合同上,那爱德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的化学兼算学教师。当年的算学并非数学一项,而是数、理、化,即理科的通称。那爱德的任务要更重些,他先后担任了数学、地质及矿物学、化学课程教习,用西方最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每周学时高达26课时,这也让他的工资水涨船高——学堂每个月发给他300块中国龙圆,远远超过了校长周凤翔约200两/月的薪酬,而当时普通的中国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一个银元。

随着那爱德一起漂洋过海的,还有一部4英寸×5英寸的照相机,一路上,那爱德已经拍下了日本复兴时期的街景,还有南京贡院被废弃多年后的满庭荒草。这种早期的现代相机使用一种薄薄的银盐玻璃底片,整个拍摄过程都是全靠手动,摄影师先调好焦距和光圈,再把底片装上,拉出遮光板开始曝光,等到感觉时间够了,把遮光板插回去,才完成了一次拍摄。

老式相机的曝光速度很慢,此前那爱德拍摄的日本照片中,电车飞驰而过,只下留一道幻影。而成都的照片中,大部分的面孔还是很清晰,人们都在好奇地向镜头张望——一个外国人架着黑盒子拍照,这场景实在太罕见了。课余闲暇,那爱德记录了很多中下阶层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川人俗称的赶场天,他拍下了青龙场喧闹的集市,人们袖着手观望着这个美国人,身边是集市的小吃摊、理发店、买灯芯的幼童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灯草,降霜后的大白萝卜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大溜。那爱德还参加过1911年春天的劝业会授奖仪式,在竹木搭建的临时授奖台上,站满了朝廷官员、军警和乡绅代表,在他的镜头中,当年的优质货品已经被评选出来,颁发奖品的清朝官员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官帽上的花翎高高地戳在半空中。

那爱德很快就爱上了在四川的生活,住在种着剑麻、铁树和芋头的典型四川小院里,他认为自己在这里“过得不错,工作也很成功”。学校为外国老师们配备了网球场,即便地面并不太平整,大家也常常换上雪白的球衣来上几局。这个热情的美国老师也把学生们的形象留在了底片上,其中一张是在四川高等学堂整洁的学生自修室中,衣着整洁的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或者探讨问题。书桌上的油灯、地面上的火盆,学生的衣帽服饰都看得出这是一幅冬日苦读的场景。

那爱德一直在给姐姐尤雯塔写信,这些信件相当于一份特殊的日记,信中他赞扬过这些刻苦的年轻人:“学生们并不恶作剧,总的来说比美国学生好教得多,师生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礼貌。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认为当一名学者是最高的成就,因此他们更加努力。他们上课总带着各种问题,因此帮助这些渴求知识的学生是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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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四川高等学堂里的学生们正在围炉苦读

革命见证者

1911年,那爱德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请,在假期去四川西部,和甘孜、阿坝藏区做地质调研工作。对于那爱德,这无疑是份兴奋的工作。“当我还是个少年时,我有两个梦想,一是到中国的长城上拣一块石头,另外一个是到胡佛金字塔取一块石头。”浪漫的那爱德热爱野外旅行,喜欢聆听经过山崖断裂处和经过山顶时发出的声音,他计划花大量时间到云端等候下雾、绵绵细雨后美丽的彩虹、落日和彩云。“这时候用来摄影最好不过了。”

100年前的川西,还是一片封闭的原始状态。那爱德带了十几人的挑夫和保镖队伍,浩浩荡荡乘轿进入了高原地区。他第一次看到肤色像黄铜一样、头发又黑又直立的藏族人:“他们是山民,男人剪短发,而不扎辫子;服装是原始的皮毛和粗布,他们喂养很多牲畜,普遍是牦牛,还养大而凶猛的猎犬。”在这里,那爱德拍下了表情严肃的活佛、衣衫褴褛的赶路藏人,还有披挂了一身货物的康巴父子。他带回了煤、铜、铬、银等矿石,采集到野鸡、野山羊、岩鸽等动物标本,他甚至用双筒猎枪打到了一只豹子,豹皮做成的标本此后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

整个旅途中,那爱德所见到的是一片田园牧歌的宁静景象,藏族头人热情地用獐子肉接待他,农人们在田间工作,宛若置身图画之中。在雅安的山路上,他经常会碰见背着茶叶的背夫。他用相机留下了茶马古道最后的活跃印迹,背夫们把丁字拐顶在厚重的茶包下,好让双肩短暂地休息。高过头的茶包将被运到藏区,上搁着遮阳的大斗笠,投下的阴影挡住了背夫们的面容。古道边是高耸的裸露山体,杂草曝晒在正午的阳光下,在这些古老的山谷中,“时间的沙漏似乎已经翻转过千百次了”。

等到再次回校,成都的世界却正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保路运动的声势越发浩大,学校关闭,或许不再复课,四川的局势开始恶化,已经完全出乎那爱德的预料。他在信中记录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判断清王朝很快就会崩溃,中国人正在呼吁“建立像美国一样的共和国”。

保路运动最终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1911年11月27日,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成都皇城内挤满了参加集会的市民。著名作家李劼人当时还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在小说《大波》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偌大的广场,已是人众济济。强烈的太阳透过染成粉红布匹(即所谓的天花)射到人身上,使得个个都面带喜色,个个都感到小阳春的暖气。”

那爱德也许就是李劼人笔下“三十多个外国人”之一,他在这天早上为举行了就职仪式的新总督和副总督拍了照片。在皇城里,那爱德站在高点,俯拍下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照片中,皇城的院子里插着白底黑字的十八星汉字旗,这是仅仅在1911年临时出现的18行省独立的代表旗帜,它宣告四川已摆脱了清政府的统治,由军政府统领。

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那爱德发现:“人们剪了辫子,把头发剪成了‘外国发饰’,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装束打扮显得滑稽可笑,一个把头和身体好像木乃伊一样缠裹在蛹壳里的顽固老头,这天走上街,同人握手(中国人过去总是抱拳,从不握别人的手),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爱德就这样与一个古老帝国的覆灭不期而遇。他始终对所见的一切感到好奇和兴奋,他热烈地在信中记录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对于局势,他认为“能亲眼目睹一些发生的事情是相当有趣的”。但此后,短暂的平静被动荡的政治局势一再打破,出于安全起见,1912年1月,那爱德和同事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一路上,那爱德始终保持着审慎和理智的态度,行程本身充满了危险,在宜昌,他告别了几位爱喝酒又不会说汉语的同事,继续前往上海。留下来的人冒险地踏上了返程,结果不幸撞上了土匪,一人当场被杀,其他人受了伤。

1912年9月,在上海担任了半年专职摄影师后,那爱德还是选择回到了成都,在已更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学府里教授化学、地质和矿物学。他怀念周而复始的校园生活,一切重新开始按部就班起来,他再次变成了一个受学生喜爱的外籍教师,课程总是安排得很满,一个任期还没结束,学堂就早早地表示续约的愿望。那爱德决定在这里教最后一个学期,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他打算把在成都拍摄的照片制作成一套幻灯片,今后好带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讲学。

但出乎意料的是,故事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1913年4月,那爱德带领学生前往成都附近的彭县白水河铜矿冶炼厂考察。四川植被丰富,富有各种自然资源,那爱德一向喜欢带着学生们外出实习,用现场的石块给大家讲授地质构造课程。这一次的考察并非是学校课程的安排,白水河铜矿历史悠久,头一年刚刚开始参照欧美的冶炼方式进行生产,在那爱德看来,这里是近代实业的一个先进典范。但就是在这里,那爱德染上了斑疹伤寒。

这个常常为了拍照带着老式照相机在山上爬上爬下、能把三四百米外的野山羊一击即中的年轻人,迅速被高烧打垮,在没有抗生素的100年前,由此引发的肺炎无疑是一种绝症。1913年4月19日,那爱德在福音医院猝然离世,年仅33岁。 p24630291

那爱德与学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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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爱德带学生野外授课

老照片的复活

1991年,四川大学来了一位叫来约翰的新外教,这个美国博士只安排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课程,平时总往学校的档案馆跑,他在研究川大的校史,找一个叫路德·那爱德的人,这个人,是他的曾叔祖父。

来约翰此前一直在台湾和香港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5年前,父亲突然写信告诉他,他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到中国的人。“那爱德”这个名字对于父子二人都是个新知,七八十年过去了,“那爱德”这个大家族已经枝繁叶茂,相隔几代,互相的往来也基本中断了。此前来约翰也是因缘巧合选择了在东亚工作,而现在由于那爱德,他学会了中文中“缘分”这个词,给自己的人生多了一种解释。

1913年,那爱德去世之后,所有的遗物都被打包带回了美国,交付给了他最亲爱的姐姐尤雯塔,其中包括所有的照片底片。来约翰在四川大学发现了那爱德的文字记载,尤雯塔的孙女宾娜·莱根夫人辗转联系到了来约翰,问这位家族中唯一与中国有交集的远亲,要不要看一看那爱德的照片。

来约翰的兴趣并不大,他对摄影一窍不通,寻找那爱德也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顺利。他查到这位曾祖父被葬在成都凤凰山D-7号墓地,但多次探访都没能找到。想来也是,中国早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将近百年前的祖辈,除了合同上的中文名字,还能留下什么呢?

可是“缘分”这个词,终究又把来约翰带回了那爱德的世界里。

2000年8月,来约翰的摄影家朋友王玉龙到成都,看了一场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Sidney D.Gamble)的老照片展览。王玉龙与来约翰见面时,顺手让来约翰看看自己在展览上买的小册子。浏览甘博的生平时,来约翰突然发现,影响这位摄影家来中国,并继续拍照的人,居然就是路德·那爱德。

展览的小册子上对那爱德照片的评价并不高,来约翰看完有些不高兴,可那爱德的照片多年尘封在美国,早已经没有人还知道他拍过什么。王玉龙脱口而出了一个异常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办个展览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3个月后,290幅玻璃底片和约150幅赛璐珞醋酸胶片,就这样再次回到了中国。不懂化学的来约翰买了一部扫描仪,照片以另一种形式一点一点在电脑屏幕上显现了出来。来约翰和王玉龙对着电脑完全看傻了:玻璃底片完好地凝固了90年的时间,所有画面清晰如昨。青羊场集市的喧闹好像可以呼之欲出,把照片细节放大,连角落屋檐下的告示,都能清楚看到页边翻卷的细节。

等到照片全部扫描结束,王玉龙觉得自己的建议有点草率了:整理出的340幅照片,一条文字说明都没有,唯一的线索,就是那爱德约4.8万字的日记和信件。王玉龙是沈阳人,前半辈子都在西藏工作,当过公务员,在日喀则办过报、经过商,但从来没做过文史相关的工作。他对成都完全不熟悉,只是觉得这些照片有价值,答应人家的事儿又不能放弃掉,而真的找起来,又远远比想象中难。

王玉龙把照片打印出来,带到成都市政协、历史协会、民俗协会等组织,遇到人家开会,就铺开了等老干部们过来辨认,所有人都惊奇于世纪初的这些影像记录,但很少有人能明确指出来具体所在。直到最后,王玉龙找到了四川省博物馆的退休研究员史占扬,才真正把这个接力棒接稳。

史占扬是北京人,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博物馆,他见过皇城最后巍峨的样子,也目睹过“文革”中短短一年多时间,这个明朝的王宫被夷为平地,火速建成了今日的四川省科技馆。其实那爱德照片中的绝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皇城的命运,今日站在成都标志性的天府广场上,眼前原本皇城所在的位置,早已经没有任何历史痕迹了。而史占扬大半辈子干的都是史料研究的工作,研究的就是近现代史的内容。

“这些玻璃底片在美国的时候,是空白的。它来到中国,刻上了这里的时间,又回美国去。现在,它又来到中国。它将留在东方,再也回不去了。”来约翰、王玉龙、史占扬,三个外乡人,就这样开始了寻访那爱德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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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那爱德拍的照片,军警肩章上的字清晰可辨。 p24631083

1911年,成都最后一届劝业会授奖仪式。 p24637357

1911年11月27日,十八星汉字旗代表了清政府统治的结束。

寻访

史占扬拿到照片后,他肯定地说,有三分之一自己一眼能看出来是什么。皇城、青羊宫、都江堰等尚存的历史遗迹很快就解决了一批,因为照片清晰,军警的徽章、房子上的告示历历可见,也解决了很大问题。“配说明时,不一定就死死地说明是哪条街、哪个门牌号,但我们能肯定这里是成都还是南京的旧街道,能看出这是成都某一条沿河居民的住宅区。”

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川西,甘孜、阿坝等地区,好在史占扬经常到这些地方走访,看照片里的装束,和自然背景中的地形地貌,结合那爱德撰写的信件,很快就能确定是哪里的少数民族。

最后的三分之一,就是靠走访。王玉龙和史占扬重走了那爱德的线路,他们开始感叹于那爱德旺盛的好奇心。在短短23个月内,那爱德实在走过太多地方了。他们在甘孜州寻找那爱德拍过的小别墅,重新验证了泸定、康定地区传教士的活动痕迹。那爱德在家信中提到过的西藏,实际是过去的川西北、西康地区,他拍摄了大量的藏民生活,其中大部分属于康巴人和嘉绒人,照片中反映了他们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一幅在半山腰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个山谷中沿河而兴的繁华城镇,鳞次栉比的屋檐覆盖了半个河谷,看起来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地理重镇。有一种可能是,这里就是茂县附近的叠溪古城。叠溪古城已在1933年8月25的一场7.5级的大地震中全部覆灭,这也许是这座古城为数不多的珍贵留影。

经过了3年的工作,2002年,王玉龙终于如约在成都举办了那爱德的摄影展。很多成都人第一次看到近四川军政府正都督蒲殿俊(左)和副都督朱庆澜一个世纪之前自己家乡的面貌。太多故事都被重新书写了。有一幅照片拍摄的是春天的花会,其间成都名餐厅聚丰园在青羊宫外搭建了一个临时餐厅,两层的餐厅规模庞大,店旗随风招展,一个着长衫的人正靠在栏杆上向镜头注视。展览到中途,有位观众突然在这里下跪,连连磕头。一问才知是聚丰园的后人,照片中正是他的爷爷。聚丰园作为成都三大名餐厅,在1944年就已停业,当年的殷实家产渐渐败落,到了孙子这辈,这位观众也已近老年,皮肤黝黑,肌肉结实,已是一个普通的体力工作者。

历史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章可循,史占扬对王玉龙感叹:“今天我们考证不出来的照片,今后恐怕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展览时有两位高级军官的身份不能确定,史占扬在李劼人《大波》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清清楚楚看见两个都督并排站在桌子跟前。朱庆澜身材高大,军装穿得很合适;蒲殿俊和他一比,不仅瘦小委琐,就是穿着也不合身,上装长了些,衣袖更长,几乎连手指都盖过了,似乎有人在私议,听不清吆喝了一些什么。只见朱庆澜两腿一并,向着国旗,不忙不慢地把手举在帽檐边。蒲殿俊也随着举起手来,可是两只脚仍然站的是八字形,而且五根指头也奓得老开,似乎还有点抖颤。”史占扬和王玉龙认为,这两位军官就是二位都督,可是因罕有图像记录,基本没有验证的办法。

就在展览现场,朱庆澜的后人手执朱庆澜的照片和介绍朱庆澜的书籍找到了王玉龙,证明了照片中高个军官就是副都督朱庆澜。又过了四五年,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玉龙寻访到了蒲殿俊的头像照片,丢失的拼图终于被找回:照片中的矮个子军官,就是蒲殿俊。p24631202

四川军政府正都督蒲殿俊(左)和副都督朱庆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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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宫花会期间,二仙庵外成都知名餐厅聚丰园的临时餐点。 p24630939

江边的这座古城可能是在1933年地震中被毁的叠溪古城

历史的余味

我遇见王玉龙那天,是2014年的平安夜。下午他刚刚在锦江区政府与地方志办公室签订了版权协议,那爱德拍摄的老照片,在文史资料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照相术不发达的100年前,每一个快门凝固下来的景象都变成了最珍贵的历史,而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身处镜头背后的那个人并不自知。

王玉龙10年前去找过彭州的炼铜矿,没想到正遇到铜矿的转制拍卖。当年有色金属冶炼的先进企业,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一次次的经济变迁中,又走入了国企转制的历史之中。那爱德在这里感染了伤寒,又被送到了位于四圣祠街道的成都福音医院。1910年秋天,那爱德刚到成都不久,曾在这里拍下了刚刚落成的医院大楼。这是一家加拿大卫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医院,照片中三层新楼的建筑垃圾都还没来得及清除。没想到,就在两年后的1913年,那爱德会再次来到这里,并永远没能走出去。

2000年时,王玉龙专门来找过这种西洋风情的老房子,眼前已是一片建筑工地,老的住院楼在几年前刚刚被拆除。现在时间又过了10年,原址上早已修起了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新主楼。旁边的教堂还在,当晚是平安夜,这里已经成了成都人过圣诞节的重要去处,教堂里越来越热闹,赞美诗流淌在街道上,有教徒在表演诺亚方舟的小品,口中的语言,早已经从百年前的美式英语变成了现在的川普。

那爱德的同事和学生们,就是在四圣祠告别了那名永远和颜悦色、到处都拿着相机的年轻教师。当时一份英文报纸对那爱德的逝世做了如下报道:“作为一名普通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污点,他的名字代表着一尘不染。两年多来,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朴实、真诚的人,当我们惊闻他逝世的噩耗时,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叹道:‘哦,他可是一个好人!’他那崇高的理想、广泛的兴趣以及朴实的生活,不需任何人的修饰。”

在那爱德去世后,姐姐尤雯塔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在信的结尾,是那爱德最常见的快乐语气:“今天我在窗边的芭蕉树下种了紫罗兰。很多都开着花。这真叫人高兴,梅花也开了,气味很香。当然我现在周围的环境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正改善这种状况。我很高兴我又回到了成都。好吧,晚安!爱你的弟弟,那爱德。” p24631051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第822期

参考资料:那爱德摄影集《消失的天府》、那爱德书信集《华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