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份证呢?

「把你们的身份证拿一下。」

前天下午,大兴一个正在被清退的厂房,我遇到警察+综合治理办+流动人口管理办的联合组来清查。警察里里外外把每个房间看了个遍,回到办公室,一边端着本夹子写着什么,一边对着我们几个抬了抬下巴:身份证呢?

我不想给,脑子中竭力回忆以前看到的「遇到检查身份证怎么办」的帖子,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说,我是来帮忙的志愿者,不是雇员,1小时前刚来,为什么要查我的身份证?

警察停下笔,直勾勾地看我,话里开始没好气了,说这是检查需要,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执法身份了,你对我身份有什么怀疑吗?——在场算我一共四个记者,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动。我想较真,但不知道该引用什么条款来较真,也怕真吵起来给厂房业主惹麻烦。后来大家还是把身份证掏出来了,警察看我的第一眼,自言自语了一句:北京的啊。

警察自己是明显的外省口音,我的身份证号也不是110开头,我们在北京南苑机场再往南二三十公里的一个破厂房顶层,比一个县城还要荒凉破败的地方。没烧暖气,怀里的暖手宝已经凉了。对面的男记者一直偷偷把手机摄像头伸出暖手宝,录屋子里突然涌出来乱糟糟的执法队伍。

「北京的啊」,警察自言自语。

整个11月下旬,北京被一股清理的城市运动席卷,起因是11月18日大兴的一场大火,烧死了19个人。清理运动随即而来,火灾死人——消防隐患——清理房屋——赶走租户——清理低端人口,头几天我还跟人开玩笑:「倒推一下, 就变成19个人为什么被烧死?因为他们是低端人口。」

没想到后来就是变成了这个逻辑。

北四环小区里洗衣店、小卖部、开了十六七年的裁缝铺,一夜之间就不见了。那些架子上密密匝匝挂着的大衣,整整齐齐分类堆好的酱油辣条洗衣粉,墙上贴着的卷边的微信付款二维码,包括里面的柜台和架子,统统消失了,空空荡荡,地上连块纸片也没有,只有拆掉一切的墙壁展示着霉菌,和柜子多年积攒下来的灰尘轮廓。

我把这些拍下来发到微博上,有人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告示里不是写了,非法改建出租车库吗?——一个1998年建造的老小区,没有地下车库,没有底商,自发被改造成为数不多的便民服务点,将近二十年都没出过任何危险。现在一夜之间就要清掉,运动时想拆你揪个名头还不容易?

整个微博上都是这种争吵,大兴的、顺义的,以及越来越多郊区的农民公寓被清退,当天撵出,断水断电,没有供暖,一张封条贴上,一小时前的家就不是家了。有人拍照记录,就有人说,谁让他们租这种房子?

这种争吵太低级了,你又知道永远会有,永远也吵不完。

不想写了。

有朋友在朋友圈说,「更可悲的是,我们好像发发被监控的朋友圈,就幻想自己已经上过街了。」

所以跟同事去了一趟大兴,这个厂区里有个并不正规的学校,因为这场大清理要被迫挪走,学校的性质很可疑——一个新闻点;它正在被清理——一个新闻点,但赶到那里其实更多是出于我和同事的一种私心:没法再在家里坐着了,就算什么都不写,也要去看看。

学校性质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在办公室待着的三四个小时里,校长一刻不停地接着各方打来的电话:当天中午,一所学校要紧急搬迁的消息飞速在网上传播,「发发被监控的朋友圈」的中端人口们第一次找到一个确凿的、有名有姓、有联系方式的可援助对象,几天累积的所有急迫都找到了唯一一个出口,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在一个通话里夹杂无休无止的未接来电,挂断一个立刻响起新一个。

当天在办公室,我们一进门就告诉校长,我们可以帮忙搬家,「在微信群里跟大家说一声,后天过来帮您搬东西。」

……

等到五小时后,寒冷已经渗入了整个厂区,晚上9点半,我们无趣地离开时,警察和政府的盘查还在继续,楼梯里每层都站着一个警察,楼下还有七八个(次日更多,网信办,教委,大兴和北京市的执法部门,从早上审查到下午5点)。我们被警务通查验了身份证,又被要求在另一个本子上手写了一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是警察,我是政府的。”拿本子的穿黑棉大衣的男人说。

坐在同事的车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刷开微博,发现关于这个学校的办学性质的反转消息已经传开了,人们用各种离奇的想法揣测这所学校,捕风捉影的说法在层层转发中变得确凿,又一个热度起来了,又一个火山口被迅速搭建。

几小时在网络上累积的所有爆炸性说法,都跟我们在实地看的不一样。但对于这所学校,我们暂时又无法下任何判断。在四个人反复的争论中,车子终于开到了南五环,回到大郊亭,回到百子湾,大家四散,再回到各自的家。一进屋扑面而来的暖气,倒在沙发上,喝掉一瓶在奶箱冻得冰凉的三元酸奶,自从加了订奶工微信后,每天微信运动的第一名都是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日均25000步)。

回来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发。朋友圈,搬家的消息,报道,都没有发。

4月16日的周日下午

每隔几个月回到博客,其中再每隔几次把右边的链接挨个打开看看,大多数还停留在上一次看到的标题和照片。

我自己的文章也不往博客上贴了,前几天问到小刀,他还是帮我给这个域名续了费。现在在豆瓣或者知乎上贴文章,选的都是自己觉得“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的职务作品,谈谈野生动物,谈谈采访对象的个人生活。有些文章离开杂志自己的渠道之后,会另外引起一些关注,去年有几篇因为议题本身被反复转载,有朋友帮看了一下浏览量,单篇的累积阅读已经过了百万。挺好的,谈论穿山甲,谈论动物园的建设,也挺有意义的。

其他自己不想往网上贴的,算是对工作的一种沉没成本。往往这种沉没成本多了,我就会异常烦躁,抱怨连天,怀疑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蜜月期早就过了,当初一起入职的同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离职。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给人一种学校般的归属感,清明节小长假我去了新加坡,每天都是傻乎乎明媚的大太阳,最后一天从裕廊鸟类公园出来,正是黄昏时分,橘色的阳光斜射在这个绿化丰沛的城市里,出租车从高桥下飞快穿过,那种位移上的迅速穿梭突然让我感到不知身在何处。恍惚间又有点像去年在西雅图每天从城区到郊区来回坐车的路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连续几天周转在同一个线路,熟悉的高速入口,熟悉的行道树,一个念头醒过来,还是不知身在何处。

于是我让自己去想次日就要归位的工作,想到此刻在北京刚刚结束的编辑会,意识到我再次坐在那里,熟悉的朋友已经都走了。

四年前为能否入职感到苦恼、焦虑和急迫的一群人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好像所有人都转了学,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点像两人关系处在紧张时期时去回忆最初暧昧的甜美时刻,品味到的都是怀疑。

随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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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到现在,写了《黔北杨氏土司墓:一种旧制度的缩影》、《真人秀大爆炸》《退休公安厅长的凶杀案》《刘翔们的身价》,正在做一篇私募基金经理的股市故事,还没开始采访。

出去说自己的工作,别人总问我跑什么口,每次都回答除了电影小说戏剧,其他什么都写。前面列举的这些文章就能看出来,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候采访对象会说,你不太了解我们这行啊,有时候被求助的都市报记者会泄气:别写了,这事儿我们都挖不出来。这时候就只能心里呵呵一声——那我也得写啊,我他妈干的就是这个。

偶尔也有前后勾连,比如在贵州考古所,人家告诉我洛阳铲的用法就是往地下掏洞,掏出来土质不一样的五色土,就意味着下面被动过,可能会有古墓。一个月后到了内蒙古赤峰,在郊外的荒山上去找焚尸的现场,站在一片建筑垃圾之中转悠了半天,最后终于发现一块井盖大小的土地颜色略深,辨认出旁边的勘探痕迹和烧掉了半截的秸秆,也算是学有所用了。

在赤峰待了6天,完全是硬着头皮在熬,第一天看完现场后手中就无牌可打了,给新华社、法制日报驻内蒙古记者打电话,给老家呼和浩特在赤峰有人脉的同学打电话,给潇湘晨报新京报记者打电话,都无收获。当地晚报的法制口主任装腔作势地给我上了半天新闻伦理课:要相信政府会给我们一个答复,死者家庭已经遭受了悲剧,现在不应该打扰他们,你不用跟我要公安局的联系方式了,我们都是党员,他们跟你讲的话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呼和浩特的公安厅家属院守着各路媒体,听起来老干部们出门享受着记者招待会的待遇,被追着讲前厅长的一切细枝末节。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了,一想到要在大门口堵人就脑袋疼。我唯一想搞清楚的是厅长与死者的“关系较为亲密”到底是怎么个亲密法——呼和浩特距离赤峰有870公里,开车要一整天时间,记者们采访都要飞过去,如果我是个高官,干嘛要把情妇养这么远?

我留在了赤峰,这是出租车司机王师傅给指的道儿,他载着我一无所获地转悠了几天,实在忍不住了,送到宾馆楼下停车给我上了一堂课,大意是他觉着一个年轻记者想混出头,必须有点冲劲和绝招!姑娘如果你要想做好这个稿子,把死者情况搞清楚就绝对厉害了。

车厢里洋溢着一个热心人的好意,中途有客人上车都被王师傅拒绝了。我十足受了振奋,但端着这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全喝下去又怕烫着嘴。事实也证明,生活不是好莱坞电影,主人公被教育了一通,并没有什么喜气洋洋的逆转结局。

我从次日开始去敲死者的家门,前后一共去了5次,门里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好,但一直没开门给我任何有用的信息。相比于对一个北京女记者的抹不开面子,横死妹妹隐秘的利益对这个家庭更为重要。实际上他们找到了另一家媒体,那是案发次日就飞来赤峰,第一个堵在他们门前的一位女调查记者,她是唯一拿到家属电话的人,也是家属唯一信任的人。当我第四次去敲门时,家里顶事儿的亲戚正在和女记者一起在公安局。

那个女记者跟我同龄,一直在做调查记者的工作,她在北京租了一个便宜的小房间,但并不常住,去年一年她只有一个月没出差,其余的日子都在陌生的城市里漫天撒网挖掘贪腐案的蛛丝马迹,最长的一次出差有30天,每一个季节转换都是在路上经历的。她在外地读的书,因此回北京的朋友圈就是各个媒体的调查记者们,大家不在北京吃饭见面,早晚在下一个新闻现场又碰见了。

所以发现家属开始只跟她贴身接触时,我也没什么想法了。在最后一天,我发了一条言辞恳切的约访短信(几乎温柔到我能展示的极点),请她帮助转给死者的家属,再一次被家属婉拒后也就彻底死心了。赤峰只是我今年1/52时间的一处落脚之地,它只影响了我今年1/52的心情和收入,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我尽力去寻找一个内蒙古农村女孩的成长之路,最后一无所获。除了大牛圈山上的那个回填土坑,两条线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集,职务性的关心,随着周一截稿日的结束而解除了封印。

(题图是大牛圈山下的羊,这群羊看到了案发头一天上山踩点的厅长。我见到时,这只羊的角挂树上了,半天才扯下来。事后回想这是个多清楚的隐喻啊:羚羊挂角,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