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Geek们到了美国,他们都在关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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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授讲的也不一定对

「超频」之旅的开端让人有点轻敌。

第一课是在哈佛校园里。波士顿的红叶比北京来得要早一些,坐在大落地窗前,听商学院的教授小班授课,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有种敬畏感。

但课行至半,PPT上放出来Uber2013年的数据,所有人都开始面面相觑了——这么知名的公司,还用从头开始梳理履历吗?

教授一条一条列专车优缺点的讲法,显然不适合下面这些来自中国的CEO们,从此后行程中,对这些人公司的介绍就能看出来,中国的互联网与美国有多贴近:

周航的易到用车、翟广龙的天天用车——中国的Uber

王小川的搜狗搜索——中国的Google

李志飞出门问问的Ticwear手表已经占领了Moto 360一半的中国用户

刘宗儒的Broadlink,发展的物联网就是美国语境的IOT

唯一令人惊讶的是金犁的墨迹天气,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天气预报APP,拥有用户高达4亿。

专研美国商业社会的教授也许并不知道,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激烈竞争,已经与美国毫无二致了,美国独角兽大公司们发展过程中招惹的争议,和种种狭路相逢时的近身厮杀,几乎已一一在中国如数上演:教授后续列举的美国航空公司与旅游搜索引擎Kayak的纠纷、UberLyft两家专车公司的竞争、Foodler对小寿司店的收费,其实都能转换成中国的实际案例,仅仅有一点中国特色的微妙差别——我们的外卖网站正烧钱补贴,不跟餐厅要钱。

至于大公司之间的口水战,作为前律师,哈佛教授擅长从法律上认真分析,引导大家在极端条件下一条条整理思路。不过放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快速、声势浩大、用压倒性的舆论结束肉搏,才是最常见的办法。当教授举出Google 不显示Yelp数据的案例时,搜狗CEO王小川在底下开玩笑:写篇「狗日的谷歌」不就啥都解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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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ek is the new sexy.

真正让中国CEO们感受到超频二字,是从参观开始的:从MIT的第一个实验室起,就一直在不断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麻省理工大学Biomimetic Robotics Lab正在研制一个叫猎豹(Cheetah)的机器人,乍看上去,猎豹跟Boston Dynamics那台风靡社交网络的大狗(Big dog)很像,跟后者踹不倒的特征相比,猎豹的优越性在于越障——它能用激光扫描识别出障碍物,提前调整步伐,一跃而过。

猎豹现在动起来实际上还是有点像兔子,视频中学生们把它带到了马路上,在路人的手机围堵中一撅一撅地匀速前进,王小川又好奇了:不知道狗看见它会不会有身份困惑?

在韩国教授Sangbae Kim眼中,那些只会做对话、简单迈步的机器人,不过是把机器套进了一个人形的外壳,自己的猎豹是真正的仿真——用肌腱结构增加腿部强度,尝试用双摄像头模拟动物的稳定的视界,因为平衡问题所限,猎豹现在只发挥了60%的速度。韩国教授很自信,他播放了一段猎豹捕食的画面:那两只豹子跳下的土丘足足有十米高,瞬间转身扑倒了倒霉的羚羊。我们的猎豹能跳到实验室的屋顶,难度只是如何平稳降下。教授不愿意回答我是否会与大狗合作的问题:我们的产品会比那只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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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MIT Leg Lab的义肢和外骨骼项目已经完全仿生成功了。Hugh Herr教授在三十多年前的一次攀爬事故中失去了双腿,他的实验室做出的仿生腿,已经能让他跟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上半年Herr刚刚爬过长城,临行前唯一的问题,是问他的中国学生:我该穿走路的腿,还是跑步的腿?

这种仿生腿已经能与身体高度契合,实验室有一个围成环装的立体照相机,残肢伸进去,无数个小镜头相当于做全方位核磁共振,扫描出肢体的每一个细微形态,再用世界上最贵的3D打印机,造出软硬凹凸完全契合的人造皮肤,舒适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的想象边界。

实验室现在还在研究一种环绕在健全肢体外的外骨骼,一名中国女生正在这里做自己的硕士论文,她做的外骨骼穿在腿上,运动中能节省25%的能量,听上去就像一种人造轻功。未来也许可以提升到省力50%,或者更多。女生的工作就是提升这个比例,这个实验室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重新划定科技的前沿,她耸了耸肩:我们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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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包括后来在旧金山参观的虚拟现实产品孵化器、食品科技公司Hampton Creek研发出植物制的人造鸡蛋和蛋黄酱、以及卢卡斯影业近半个世纪在大屏幕上建了炸,炸了又建的虚拟世界……都是在极力仿拟真实的世界,就像韩国教授所说,人们一直以为走路容易,下棋是高深的技巧,但对机器人完全是相反的,跟环境互动才是最高的难题。这些公司和实验室在重新学习观察水的波纹,人的运动,让做出的事物更加接近真实,在重塑世界的终极目标中,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这没法不让人心悦诚服:这些是真正的创新,而不是抱着脑袋,在万众创业的夹缝中无病呻吟的痛点。中国依靠广大的用户基数、成熟的商业模式,当下互联网繁荣程度看上去已经能与美国比肩,但是深究回技术本身,那些让人深深为之震动的前沿技术,和对未来赤子般强烈的好奇心,却是国内所缺乏的。

旅途中恰逢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的消息传来,O2O狂飙突进的烧钱战役被当头又浇了一桶冰水,暂坐在大洋彼岸的实验室中,想到国内各种白热化的同题竞争,难免让人有了世界观与想象力的高下之分,忍不住跳出去琢磨琢磨,情怀的本初词义是什么?互联网形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

3.中国市场的加持

11.pic_hd此行的参观中,最让人感到亲切的,还是在哈佛拜见丘成桐教授。在我以往的印象中,丘成桐早就因为菲尔兹奖封了圣,常常对国内学界直言不讳地批评,一直是一个高冷的老数学家形象。一出电梯,我就直接迎面撞见了丘老,一时间愣住,都完全不敢打招呼。

丘老如今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每日钻研定理和猜想,老先生和他的科研团队很早就已经研制出了三维几何摄像机,动态扫描仪和人体扫描仪,已经涉足过动画领域,多年前就给Radiohead做过《House Of Cards》的MV。这项技术还能用到医学检查上:例如传统的直肠检查,一定要使用肠镜,才能探索到立体的、面面俱到的图像,精确定位出病变的部位。然而肠镜毕竟是要向身体内深入异物,带来不小的痛苦。

现在通过丘成桐团队的新技术,可以直接把核磁共振复杂图像处理成简单的平面照片。中国博士生为我们放出一幅完整的直肠扫描图片,满屋子的CEO们开始对着大屏幕找不同,几秒钟后,一群外行就纷纷指出来:在层层皱褶中有一块非常明显的肠息肉。

把顶尖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变成实际的科技应用,并且成立商业公司,看起来已经是美国学界的一种主流趋势。

MIT Media Lab,带领大家参观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整座大楼里每个小实验室都成立了一家,甚至几家公司,要最大程度地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小伙子所在的实验室每年还会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展唯一一年的联合研究,以期直接将技术在家用电器市场里实现。

有趣的是,与麻省理工大学合作头一年,该中国公司派来的是一群企业高管——企业们并没有意识到,高校的前沿研究与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把这一年的派驻当成了公司福利,高管们在游游逛逛中虚掷了宝贵的实验室资源。到了第二年,中国公司才恍然大悟,明白这样的合作才是企业抢占先机的核心竞争力,派来了最有实力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是带着研发的问题来的,这种合作才有意思。

而中国广阔的市场,正是高校实验室所关注的地方。在参观中,几乎所有的美国公司都对中国表示了极大兴趣,几乎每一位美国CEO,都有在一周、一个月或者半年内去中国的计划。一路上超频之旅的CEO们,也一直都笼罩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光环中。

在几天后的Pioneer Summit 活动中,硅谷著名投资机构和孵化器 GSV为极客公园安排了专场论坛。感谢雷军卸下了大家的语言包袱,在极客公园的建议下,嘉宾们基本都准备了英文演讲,金犁还为此专门脱团一天背稿子。

在机器人到处巡游,满楼都是Oculus眼镜,各种虚拟现实新项目吸引眼球的会场,极客公园的论坛在二楼的尽头。一进去只有稀稀拉拉几名观众,看这场面,我立刻有点心凉了,公园的记者又插了一刀:他悄悄建议我往前坐,显得捧场的人多些。

跟会场里诸多还在众筹阶段、在孵化器里初创的小公司们相比,超频之旅CEO们的项目并非新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天气预报、全产业链体育市场……在硅谷,这已经是几年前的话题热点了。

但没想到,最大的杀手锏也在于,这些成熟的技术在中国,发展出庞大市场是外人很难想象到的。

金犁谦虚地自嘲了半天自己的英文口音后,屏幕上按出来一个“400000000”用户数立刻让全场有了一次集体惊呼,我回头才发现,背后的座位早已经坐满了。前排的白人大哥立刻开启了屏摄模式,每看到一个用逗号隔开的数字都要举起手机狂拍一气。

我们每天有超过 5 亿次的天气查询需求,这个数字甚至要大于 Twitter 每天发帖量。

北京的城区面积约等于 6 个旧金山的大小,当北京东边的人们正在晒着太阳享受下午茶的时候,西边可能正在下着倾盆大雨。

在中国使用 Moto 360 的人中有超过 50% 的人在使用Ticwear的操作系统。

“2015 年,仅在京东平台上,每小时将会有超过 6 万的用户浏览 IOT 相关的智能设备。

跟美国不同,中国的体育产业刚刚处在起步阶段……2014 年中国体育市场的市值达到了 4000 亿人民币的规模,而到 2025 年,这一市场的价值将会突破 5 万亿。

……

散会时,几个CEO立刻被团团围住,数据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已经足够证明这些产品的成功。硅谷同行们对中国的兴趣,远远比我们预想中要大得多,想到前几天马克·扎克伯格请习大大为女儿起名被婉拒的传闻,有些事儿现在觉得是段子,也许未来就不是了。ebfe071de55cc87a5492dc7df0c0d9f2

4.除了科技我们还聊了点什么……吗?

我平时总能接触各行各业的群体,但从来没见过比这群CEO们更喜欢谈论工作的人。

吃饭的时候,坐车的时候,穿梭在各个实验室的时候,参观别人家的公司的时候,见缝插针的聊天也全都是跟各自的项目有关。即便是参观波士顿的三一教堂,在半空中圣母生子目光笼罩下,大家集体陷入了沉静,在橘黄的光线中默默地久坐了半晌。一起身,周航立刻问大家:你们这几个做O2O的,是不是在忏悔每天烧钱太多了?

闹得我们这群做媒体的悄悄嘀咕:我们讨论工作都是吐槽,这群CEO们是不是也太敬业了?

当然,肯定是因为互联网行业,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财富,都能给这群人带来最直接的激励。这是一个上升的市场,公司的每一点进步都能得到最实际的正向回报。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方法论来解释世界,而且这种理解是没有国际边界的,这也让此行中美公司之间的所有交流都非常融洽。

但是在最后一天,我发现这种聊天可能也有别的原因。

早餐时,几个CEO跟团里来自公募基金的股票投资经理坐到了一起,寒暄完天气,时差睡眠之后,餐桌陷入了尴尬的冷场,最后还是有人清了一下嗓子,问投资经理:你平时……都做什么项目?

创业公司的CEO们似乎没给工作之外的世界留出多少精力,行程中,大家唯一额外的相同的兴趣,只集中在了去苹果店买买买上,结果后来才发现,天天用车的翟广龙如此心急火燎去买来的iPhone,回国的第二天,就变成了晨会上内推伯乐奖的员工奖品。

难得最后安排了一场不那么geek的画廊午餐,坐在满场嘉士德拍卖品中吃西餐,大家对优雅的沙龙女主人们保持了充分的礼貌,不过也能看出来明显的兴趣不足。

出门问问CEO李志飞非常不理解,像墙角那副四朵大红花,到底为什么值100万美元?我提醒他,安迪沃霍尔是最著名的波普艺术大师,你一定看过他做的梦露套色印刷肖像。

李志飞点点头,停下叉子: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我琢磨的是这幅画是用什么材质做的,用了什么新技术,怎么能最快时间复制,并且能大规模推广。我开玩笑,那你可以逆着这个思路去做艺术品投资,买幅自己最不理解的画等着升值呀!我可不买。李志飞摇头:现在还在创业,怎么能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但在美国商人眼中,这群中国的互联网新贵已然是未来的大金主,盛情邀请大家去参观旧金山金融区的摩天大楼,从五十多层的落地窗前眺望旧金山海湾中的点点白帆。西装革履的美国老绅士,为这群双肩包帽衫男们忙前忙后,优雅的微笑中难掩迫切的欲望,他的同事一直在跟极客公园的记者推销自己的公司:帮我们写篇文章吧,告诉中国的创业者,我们的房子真的很好!

……这群自带佛光的中国CEO们,绕着最后一个沙盘提了很多挑剔的问题,跟在高科技公司双眼放光不同,他们眼神中充满了不置可否,从房地产商的反应看来,这反而加深了这群中国人的神秘感。在极度热情的送别中,大家陆续登上了大巴,长出一口气,解除掉表面客套的封印,结束了此行中唯一一次让大家贴上中国新富标签的短暂参观。12.pic_hd

(2015年10月行程,感谢极客公园安排的活动,文章发表于《时尚芭莎》男士商业版。)

站在缅甸的风口上

大量的中国商人正在缅甸做着中小型投资,他们很少过问政治,租住在别墅中,开二手日本车,泡着工夫茶与当地人谈生意。刚刚改革开放的缅甸正在飞速追赶世界,有人捞到了自己最大的一桶金子,也有人“穿着皮鞋过去,趿着拖鞋回来”。

夜里23点30分,车子驶出仰光机场时,面前明亮的街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此前我一直担心,午夜的仰光会不会一路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于缅甸,普通中国人的印象往往停留在翡翠、金三角、缅北战争、昂山素季等耳熟能详的名词上,对这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发展水平却缺乏认知。从北京飞往仰光的飞机,每天只有午夜这一班是直飞,历时5个小时,其余都要经历各种曲折的中转,动辄八九个小时,购票网站上甚至还会列举出途经新加坡、总行程36小时的选项。即便是我来的这班飞机,中国乘客也只占一半,大家沉默地酣睡了一路,远没有飞往其他东南亚国家时,满机舱中国游客的兴奋与聒噪。

没想到,午夜仰光的马路灯火通明,意外地宽敞整洁。车辆是稀少的,店铺都已经关了,作为前首都和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看起来没有什么夜生活。路边大多是低矮的小楼,看上去跟中国四、五线城市差不多。

马自达、可口可乐、华为、三星、美的⋯⋯进入市区,广告牌上熟悉的Logo飞快地粉碎着我的陌生感,让我一刻不停地重新判断这里的繁华程度。当车子飞速驶上一座宽敞的高架桥时,我觉得自己低估了仰光的经济水平。

“这桥是这两年才修起来的。”接我的韦伟先生是一名房地产顾问,2011年开始在缅甸工作。韦伟开了一辆二手日系车,缅甸靠右侧通行,但这台车却是右舵,他告诉我:“当地的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旧车,像公交车都是日本报废车辆,左舵的新车只有这两年才有。”韦伟这台旧车是租的,每个月要花掉他500美元租金,就车况而言,价格并不便宜。更昂贵的是仰光的房地产,这里很少有现代化公寓,多的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他和同事合租了一栋别墅,月租要4000美元,而且现在的租金还在日益上涨。

“别看今晚跑得快,明天这一路都会堵得死死的。”韦伟把我送到酒店,这是他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家。房间设施比中国的连锁快捷酒店略陈旧,要价却高达60美元一晚。

韦伟告诉我,高房价、堵车,以及一路所见这些现代化的符号,“几乎都是在这4年内出现的”。

【落差】

早10年来缅甸的人,遇到的是与我截然相反的落差。

林科文至今还记得刚来仰光时的孤独感。1987年出生的阿文是广州揭阳人,8年前他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因为没考上大学,家里一张机票就把四处闲逛的他送到了缅甸。父母让他赶紧找个英文学校念念,“省得在外面学坏”。

之所以选择缅甸,一是因为这里的英文学校比国内多,阿文的父母想让儿子在这里接受语言教育,未来再到其他国家读个大学;二是因为阿文的姑丈、叔叔一直在这里做海鲜生意。

缅甸拥有2800公里长的海岸线,沿岸有总计50万公顷的沼泽,蕴含了丰富的海产资源。阿文的姑丈在东南亚做了30多年海鲜贸易,在国内海鲜行业内也颇有名气,其中缅甸是他最稳固的货源地。

在姑丈之前,是一群香港特区的人开拓了缅甸的海鲜市场。阿文听说,香港人来的时候仰光什么条件都没有,不光是没有海水池子,连装海鲜的泡沫箱都找不到。沿海的海鲜经过空运或陆运,送到仰光做周转。香港商人因陋就简,就用最普通的牛皮纸箱,不管有没有海水,先把鱼虾运到香港再说。“那时候这里的货物便宜,运回去的龙虾,就算整一批死掉也是赚钱的。”

到了姑丈开始做生意的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经济渐渐发达起来,只有香港人消费得起的海鲜,渐渐也送到了深圳等内地城市,不过那时缅甸的海鲜还无法北上——运输条件不足,内陆的经济水平也消费不起。

阿文到仰光的第二天就开始想逃走了,从小在沿海城市长大,阿文从来没到过这么落后的地方:8年前的仰光常常停电,一天动辄就要停十几个小时,姑丈的场地里已经有了新鲜海水池,但是要靠自己发电才能保证池水循环;仰光很难找到氧气瓶,海鲜的死亡率依旧比国内高很多,好在泡沫箱的问题刚刚解决了——当地出现了第一家泡沫厂,因为原料从中国进口,每个箱子都要比国内贵近一倍。

在国内时,十几岁的阿文正是聊QQ聊得最疯狂的年纪,到了仰光,不要提互联网了,连手机都用不了。“我来时装一部固定电话要几万元人民币,光一张手机SIM卡(智能卡)就要1万块钱,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到。”

少年阿文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他不会缅甸语,在当地一个朋友都没有,每天只能在家、场房、餐馆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虽然仰光已经是缅甸最繁华的城市,但在2007年,他眼前的一切都是落伍的:“8年前缅甸跟国内的差距,至少得有20年。”

罗繁是前中兴通讯的工程师,他比阿文早来仰光一年,回忆初抵仰光的2006年,倒是有一点异常令他怀念——10年前在这里做生意性价比太高了。

2006年,罗繁被公司外派到缅甸,满心顾虑的他背来了一兜子的风油精、萝卜干、方便面。结果一到仰光,他就直接被安顿到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当年这里的酒店便宜得很,每天房费只要15美元,常住的话一个月交450美元——吃饭有人包,洗衣服有人包,出门还有车,跟保姆似的全方位服务,实在太舒服了!”

中兴公司早在1999年就在缅甸设立了办事处,2006年,中兴与缅甸电信市场上唯一一家运营商——缅甸邮电公司(MPT)签署了一项3500万美元的项目,罗繁就是过来为这个项目做支持。在那一年,整个缅甸的手机用户数连30万都不到,基站数量少得可怜。中兴因为进驻得早,在缅甸一家独大,享受着巨大的利润。“像我们建一个基站,按照系统容量折算出覆盖的用户数,在国内被中国移动招标,一个用户只能卖到10美元左右;在缅甸平均一个用户数就能卖到100多美元。同样的设备,收入整整差了10倍。”

088仰光河边背米的少年,身后的暴雨马上就要倾斜下来了仰光河边背米的少年

【曲折的历史】

有人告诉我,必须要补上一堂缅甸当代史,才能知道仰光这座城市真正曲折苦痛的发展节奏。

缅甸曾经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老华侨赵振恒回忆自己的儿时不无骄傲:“缅甸有最好的飞机场和最好的电影院,泰国人的背心都要到缅甸这里买。”大量的福建、广东、云南人来到缅甸讨生活,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赵家还会寄油、寄衣服接济国内的亲人。

但“二战”后,随着昂山将军被刺杀,缅甸的政治统治几经摇摆,最后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中。1962年3月,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有的文官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国有化,消灭市场,消灭私有经济,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分配资源。

经济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大量企业与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赵振恒还记得,很多过去由缅甸送到日本、德国培养的人才因此失业,他们跑到边境加入泰国的工厂,生产出三合板、锁、味精等生活必需品,再卖回缅甸。

1985年,新华社记者张云飞第一次派驻到缅甸时,中国也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脚步,同样是经济落后状态,一到仰光,张云飞反而觉得缅甸要比国内洋气些,这里的年轻人听VOA、BBC,还能接触到西方的电影、电视,要比中国青年更了解世界。

可是时间一长,开放与否的差别就越来越大,中国快速地把缅甸抛在了后面,仰光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自我封闭中,一系列富含个人意志的政策令人咋舌:奈温将军在1970年突然要求所有车辆必须靠右通行,从英国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左行习惯一夜之间扭转,至今留下来的痕迹就是满大街右舵的日本二手车别扭地靠右行驶;银行收归国有后,民众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普遍把大额现金藏在家里保存;1987年,奈温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突然宣布废除面值为100、75、25缅元的纸钞,破天荒地发行45缅元与90缅元的货币,他迷信地认为这两个数可以被自己的幸运数字9整除,又要求民众只能限量兑换小额零钞,许多中产阶级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

这场可笑的货币改革让贫苦的普通群众陷入了更深的穷困之中,以此为导火索,民众的不满逐步升级,1988年8月8日,缅甸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行动。持续半年的抗议行动,最终以军政府的镇压结束,不加区别的开火射击中,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之后,缅甸对外关系不断恶化,西方国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终止了一切经济技术援助,禁止企业在缅甸投资。随后的20年里,缅甸的经济几乎陷入了停顿和倒退。

张云飞经常去议会跑新闻,找当地的议员咨询最新的缅甸动态,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能从这种正规渠道获得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作为一名通讯社记者,张云飞那时完全不必担心发稿竞争,反而常常发愁没有新闻可写。

2011年,吴登盛被将军们推举为国家领导人,波澜不惊地上任5个月后,他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随后,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季被释放。与此同时,缅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面经济改革,新政府放宽投资政策,改革税率及法律制度。缅甸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2012年11月2日,政府颁布了新的《外国投资法》;2013年1月31日,颁布实施《外国投资细则》;2014年1月23日,修订并颁布新的《经济特区法》,政府宣布放宽外资管制,提升优惠政策,改善基础设施,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这些法案展现出了缅甸从未有过的开放态度,缅甸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商业世界,而一大批嗅到商机的中国商人,已经闻风而动了。

091罗罗繁(上图)和陶冶在缅甸开办了“Bestone Mobile”手机连锁店

【疯狂的手机】

2011年,罗繁下海时,相当于一头撞到了风口上。

在仰光工作的几年里,罗繁一直想发掘缅甸被压抑的手机市场。他跟同事陶冶先一起做了几单外贸批发试水,最早时他们定制了一批CDMA450手机,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大灵通”。这种机器在国内市场有限,但刚一运到缅甸来,价格立刻就蹦着高地往上翻,市面上每部都要卖到几百美元,“相当于一部450手机就能买一个iPhone”,每一部光利润就有1000多元人民币。

竞争少,需求大。罗繁算了一个账,缅甸5000多万的总人口里,只有二三十万人在用手机,算下来渗透力连1%都不到。而很多缅甸人并不穷,社会上做珠宝、矿产、能源生意的人很多,他们的消费力比国内要高,当一台国内20多万元人民币的汽车,在仰光会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时,你会知道眼前的萧条,实际是在孕育一个庞大到惊人的市场。

2011年,中兴与缅甸签了一个合约,所建的基础设施未来将为400万缅甸用户服务。“之前我们的合同大多是20万、30万左右的用户体量,现在一下子变成400万,那相当于市场从1%要猛涨到10%。”罗繁和陶冶意识到,市场马上就要爆发了。2011年9月,两个人从中兴辞职,一起下海开办了“Bestone Mobile”手机连锁店。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Bestone仿照的是美国著名家电和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Best Buy),黄色的招牌背景也参考了国内的苏宁。在中国已经竞争白热化的家电零售模式,放到缅甸还是一片处女地。罗繁引用了国内的装修、柜台摆放和促销方式,在仰光完全打开了一个空白市场。“缅甸人都没接触过这些概念,我们当时完全没有竞争。”

彼时,缅甸市场上的手机都是从新加坡、韩国、中国、泰国批发过来的,这些标准意义上的水货手机里压根没有缅文。Bestone前几年有一项热门业务,就是给英文手机里刷缅语字库。当智能机出现之后,因为缅甸会上网的人太少,Bestone还给客户的手机下载应用、存游戏,就跟国内县城手机店的服务一模一样。

更大的发展,来自运营商的推动。2012年以来,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相继宣布放松对缅制裁,缅甸市场上中国企业一家独大的氛围迅速被打破。

在改革之前,缅甸通讯市场里的主要企业只有中兴、华为、上海贝尔几家中国公司,大项目基本都被中国承包。因为对缅制裁,欧美国家的公司无法进入缅甸,比如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一定需要通过与中国合资的上海贝尔,才能把产品卖到缅甸来。

从2013年开始,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等品牌开始进驻。同时,通讯运营商也已经从MPT一家独大,眨眼间就变成了MPT、Yatanarpon Teleport、卡塔尔电信Ooredoo、挪威Telenor、Mec Tel等多个巨头纷争。

缅甸的通讯行业,一两年内就追上了其他国家十几年的发展历程。运营商的竞争直接降低了SIM卡的价格,2014年8月,Ooredoo公司在仰光发行了自己的SIM卡,这种3G卡一下子把每张卡的价格从原来的200美元降到了1.5美元。为了迎接这次价格大跳水,Bestone早已准备好了国内的库存机——此前正赶上中国国内从3G切换到4G,大量3G机器因此滞销。罗繁大举吃进这些机器,从深圳口岸每次几十万台地向缅甸发货。

真正到了SIM卡发行的日子,罗繁用“恐怖”来形容当时的场面:“只要我们手里有卡,就能卖手机。一天一个门店卖一两百台完全没问题。”在缅甸当地,没有像中国国内移动、联通一样的营业厅柜台可以直销手机卡,运营商着急搭建销售网络,直接把手机销售商作为渠道,消费者只能通过Bestone这样的经销商买SIM卡。洛阳纸贵的时候,Ooredoo的卡片数量跟不上,一张进价1.5美元的SIM卡,市场卖价会炒到25美元。

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迅速被释放,两三年前还被当成奢侈品的手机早已经人手一部。在唐人街旁的Latha大道上,想找到Bestone的第一家店很难——整个一条街已经全部被VIVO、OPPO、华为等40多家店铺招牌包围,音乐、大幅手机广告、彩色遮阳棚⋯⋯如果不是来往的行人穿着笼基,皮肤更为黝黑,看起来这已经跟国内任何城市的电子产品一条街无异了。

而Bestone自己,也从这里扩展出了31家连锁店,在缅甸所有省、邦都有分布。仅仅在4年内,罗繁手下的员工就拓展到了300多人,如果再算上批发,Bestone整个覆盖范围已经超过了500家店铺。

【赌矿】

并非所有人都有罗繁这样的眼光,或者说是好运气。

6月的缅甸湿热异常,80年前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里对雨季的描写至今适用,雨季里仰光每天都有一场急来的骤雨,此前的空气还是焦灼酷热。“漫步于这种天气,就像是趟过酷热的海水一样。”乌云说来就来,“有时淅淅沥沥,就像英国的雨一样,有时倾盆而下,就像是大瀑布一样,让人以为整个海洋里的水现在都被吸到云里去了”。

如果光看对雨季、河流、炎热、丛林的描写,以英属殖民时期为背景的《缅甸岁月》依然是一本不错的旅行参考,这本书变成了另一种刻板印象,游客们拿着不同语言的版本,期待在旅途中寻找到重合的蛛丝马迹。但除此之外,缅甸早已不是西方殖民语境下荒蛮、落后的状态了,如果依旧带着猎奇、探秘的心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在这里生活,显然对这个国家过于轻视了。

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劳工们正在要求更高的薪水,缅甸劳动力廉价的程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可观。任何产业的投资都需要同样的真金白银,同一种项目放在缅甸,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比国内要高很多。

我见到徐老板时,他还有3小时就要坐飞机回国了。正午的阳光明亮得刺眼,坐在仰光宾馆的大堂里,这个50多岁的男人愿意给我讲他的故事,但从头至尾,他的情绪都是无法掩饰的沮丧。

老徐是2011年来到缅北挖矿的,此前的50年,他的生活轨迹都在甘肃老家,曾经成功地经营着不大不小的房地产生意。一个意外的机会接触到了缅甸华侨,听说缅甸未开发的矿山资源多,华侨又能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帮助合作开矿,前半辈子顺风顺水的老徐动了试试的心思。

老徐的老家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人人都知道矿山,大小矿山上百个。在家里你的耳朵里每天都有矿。但是我们没赶上入行的好时机,现在想去做矿石生意,财力和机会都不允许了。”老徐对缅甸毫无了解,只认为在这里搞矿山投资很小。“我大不了花个二三百万元就能把这事情做成,打水漂了也不心疼。”带着过于乐观的想象,老徐带着机器直接就到缅北去了。

然而“未开发”这个概念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地质资料的极度匮乏。

与中国不同,缅北的矿山都是未探明储量,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勘探队伍做前期调查。就像翡翠生意一样,老徐做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赌石”。他找了几拨国内的地质工程师,靠经验判断出矿脉的位置后,自己就带着机器上山开挖。

“我们搞矿的,一个死在自己手上,一个死在地质工程师手上。”

缅北的矿产大部分是露头的,起初地表挖出的矿石令人惊喜,谁知继续往下挖,探索出的矿脉却越来越细,再打深一点,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地质成矿的条件不一样,中国工程师并不熟悉这种矿山结构,开矿本身在任何地方也都有风险。“即使有完整的地质资料,矿山打100个孔,有60个孔见到矿,并不能说这个矿就百分之百有价值,还有偶然性在里面。”

老徐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倒霉:一年下来,他所有的预测最后全都落了空。

“缅北相当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进缅北时,我们的设备不用报关就可以过去,离开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出不来。那些挖矿机都是些笨重的东西,带回内地去,连运费都合不上。”老徐那一年整整赔了1000多万元,实在是心灰意冷了,他告诉我,“走时我们所有东西都丢在了缅北,包括电脑我都没带走。”

2013年,心有不甘的老徐又回了缅甸。这一次他找到了其他华侨做合作对象,探索地区挪到了南边的下缅甸。当地华侨实力雄厚,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为中国的商人买到矿山的开采权,平衡当地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至于矿山的质量,依然要商人们责任自负。

从2013到2014年,老徐几乎跑遍了缅甸,铜矿、金矿、铅锌矿,各种矿都见过,但基本都是浅露的地表矿。每次探索都在交学费,全算下来,每年要在缅甸待满3个月时间,家里的生意也不能正常照顾。

而最大的是心理负担,老徐说:“2012年底、2013年4月份,还有现在,每次到工程的关键节点时我都怕,马上就要见分晓时,我一宿一宿睡不好觉。”2013年,老徐在实皆省谈了一个金矿,钻井一直在往下打,按照中国的地质经验,下面一定会有储量丰富的金矿矿脉,没想到最后见结果时,探钻孔挖出来的矿石含金量极低,所有投产前的准备再一次付诸东流。

2014年初,老徐又找到了现在的矿山,国内一家矿山企业技术团队加入了老徐的股份制公司,从露天矿产的情况上看,大家觉得这座矿山的资源是不错的。老徐觉得这是自己的背水一战了,如果这一次再挖不出矿来,这个前半生都被命运眷顾的人,就该认输了。

矿山现在还没有投产,缅甸政府办事效率远低于中国。“我们把手续合法化,在缅甸要更有耐心,这里的办公要比国内慢得多。”这一年里,那座未知的矿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题,到底是一击即中,还是一败涂地,都要被复杂缓慢的手续拖着,无法立刻见分晓。

频繁往返中缅两地跑手续的老徐,此时感受的是巨大的折磨。“几年前我也是意气风发,算是谈笑风生的人。这种长时间的压力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没地方说,不敢对家里人说,让他们增加担心干什么?老家的朋友也不能说,只能跟我的合作伙伴说一下。今晚回到家,还要假装一切都很顺利。”

我问老徐,现在回想来缅甸投资这件事,你后悔吗?

“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但我已经50多岁了,在我的人生中,这一段时间本该享受奋斗的成果,现在反而承受这么大压力,完全是得不偿失。”老徐一直觉得合作伙伴们没有辜负自己,这个事儿不能怨别人:“也许是我的运气不好吧,过去的几年都没能找到满意的矿山。回过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来了。”

【后来】

我在仰光的时候,正值昂山素季访华。一天早上来到昂山素季在茵雅湖畔的宅邸,真到了大学路54号这个著名地址,面前的平静和普通反而让人有点吃惊。灰蓝色的大门紧闭着,两侧挂着民盟NLD的标志,最上面一幅昂山将军的黑白照片,因为挂得太高,很难看清楚。

一群中国游客此时也下了出租车,看见面前平静的一切,他们很有些失望,硬是去敲了半天大门。游客们搬出了中缅关系友好,自己来一趟很不容易,十分崇敬昂山素季等理由,说服管家让他们“进去看一看”。缅甸管家最后被磨得不行,只好开了小门,给他们半分钟时间站在门口看一看。随着游客们心满意足的集体合影,昂山素季变成了另一种“到此一游”的符号。

跟游客单纯的热情相比,在缅的中国商人们觉得政治离自己很远。他们基本不与在野党打交道,谈论了几句坊间流传的政治判断后,再无更新的见解。

张云飞已经在缅甸工作了30年,在他的观察中,华人在当地政治上十分谨慎,很少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越来越庞大的中国商人群体,当地的政坛也没有相应的发声。

林科文已经接管了家里的海鲜生意,他没有继续读大学,而是用了8年时间彻底适应了仰光的生活。他每天要向国内供应几吨海鲜,光一家上海的香辣蟹品牌餐厅,就固定每天从他这里收购1吨活蟹。仰光当地餐馆也都从阿文这里进货,他现在发愁的是,如何让生活习惯慵懒的缅甸工人每天多跑几家送货,并且避开白天最拥堵时段的车流。

阿文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基础设施的提升,现在他已经不用担心停电的问题了,手机上网虽然比国内速度慢,也足够让他考虑做一个微信公众号,拓宽在仰光当地的客源。从2011年到现在,他所见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地皮的价格,眼见着许多城里的仰光人靠卖地一夜暴富。“但是地皮涨得快跌得也快,最近因为马上要大选了,很多房地产项目都停滞了,大家都持观望态度,我听说有些地皮价格跌了百分之三四十,局部能跌到一半。”

韦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手头的很多顾问项目都暂时中断了,距离大选还有4个月,虽然街头还没有任何动静,暗流已经在资本市场中减缓了涌动。韦伟自己开始张罗一个中学留学项目,缅甸的富人跟中国的富裕阶层一样,热衷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接受教育。由于长期的经济封锁,当地的中介资源并不多,现在社会一放开,需求也开始旺盛起来。

韦伟觉得这是个新兴市场。“这个生意投入的资金少,既不掠夺缅甸的自然资源,又解决了缅甸富裕家庭教育问题,当地人都非常欢迎。另外一个,这利用了我这些年在缅甸积攒下的人脉资源,这是随便跑来的一个中国中介无法比拟的。”

罗繁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Bestone在与网络运营商合作,推出自己的定制智能机,里面设置的应用商店,未来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继续Bestone的渠道优势。他也在跟国内的电商平台谈合作,中缅之间的互联网时间差会越来越短,罗繁倒是不担心自家公司会受冲击:缅甸这个市场说大就大,说小其实也跟国内一个省差不多。大鳄进场的时候,终归需要熟悉当地的人与他们共同合作。

手机之外,罗繁正在酒店业上追赶自己错过的机会。他正在联合国内的酒店品牌、建筑公司,要一起在缅甸做一个连锁酒店。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有投资都是真金白银:“我们在缅甸没法贷款,外资银行对缅甸贷款的风险评估太高,很难申请下来。从国内银行贷款,又不认缅甸的资产。我们这个盘子都是花自己的钱,整个投资额下来也要大几千万元人民币。”

“对缅甸当地不了解,会血本无归。”罗繁告诉我,光是房地产,缅甸当地就有太多规则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像仰光大金塔周围一定范围内建筑不能超过六层,普通马路边盖楼,楼高不能超过建筑与马路距离的两倍。如果一块区域太小,即便是在正中心,按这个算法也建不了高层建筑,那如果不事先做好成本核算,一拍脑门就投资,必定亏钱。”

适应本地化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先注册一个新加坡公司,再来缅甸做投资,罗繁说,现在市面上大量的新加坡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国股东。“如果是中国公司,在缅甸走流程多少有点被动。这个年代还想按过去的胞波情谊办事,已经行不通了。”

(感谢实习生郭木容、刘彭媛对本文的帮助。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佛坪大熊猫:野性的自由(下)

包容的南北分界线

真正见到米三,是在巩会生的工作室里。

出山之后,我去找佛坪保护局的高级工程师巩会生,此前被告知,他的车间就像个铁匠铺,里面有各种工具、胶水,“每次去都不一定碰上他在做啥东西”。而当我踏进大门,一头撞见屋子中间一副熊猫的骨骼。

这是米三的标本。在山上,大家始终查不出米三是什么病症,能吃能屙,可是9天后,米三还是突然去世了。事后解剖,发现是肠穿孔,穿孔的位置靠近肛门,所以粪便一直成型,让大家没发现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每次检查后,米三之所以变得精神活跃,其实是药物镇痛的结果。
在佛坪,如果一只熊猫病死了,有一套复杂严格的检查手续,公安部门要参与,排除是人为致伤致病,医生要核实,是不是用了最佳的药物和抢救手段。经手米三的一位保护区员工告诉我:“最后我们往上报的资料就有两寸厚……死一只熊猫挺费事的。”而熊猫最后的归宿,就是到巩会生这里。老巩是研究生物和做标本的专家,在他手里,去世的熊猫被继续鉴定后,再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米三的年纪也不小了,大概得有15岁到18岁,算是老年了。”巩会生从纸箱子里抱出米三的头骨,野生熊猫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分辨的方法是看牙齿,米三的下犬齿少了一颗,应该是打斗时磕掉的,其他臼齿都能看出严重的磨损痕迹。老巩已经粘好了熊猫的四肢,他把米三的前掌递过来,我放在手上,发现这只公熊猫的前掌要比我的手小一圈,五根指头朝前,多出来的第六根手指是伪拇指——这是一根强劲有力的加长腕骨,即桡侧籽骨。当米三活着时,这根手指起到人类大拇指的作用,食指与伪拇指间的肉垫上有一个不长毛的凹槽,能牢牢钳住竹笋或竹茎,这个进化出来的特征,完美地配合了熊猫食竹的特性。

光是米三的头骨,老巩就要测量出117个数据,牙齿数量、具体齿节长短、鼻骨宽度……都要备份。米三在巩会生的手里,将还原成一副完整的骨架标本,未来会交换到其他省份的博物馆中展出。老巩手里做过的标本已经数不清数目了,鸟类、两栖类、兽类都有,巩会生自己最喜欢上山找生物,对于研究者来讲,秦岭本身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生物宝库。

老巩每个周末都要上山观鸟,凌晨3点半从家出发,4点半到保护区上,正好鸟开始叫。在佛坪保护区,最多的是画眉、莺科的鸟类。“讲这个没多大意思,要看就看特有种,中国特有鸟有120多种,在佛坪这里有近30种。其中三趾鸦雀是秦岭地区独有的一种鸟,另外还有绿鸠,南方特别多,但我们这里有个独特的亚种,叫佛坪绿鸠,只在佛坪地区分布。”秦岭是大量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鸟类喜欢从两山之间的垭口飞过,凉风垭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通道。

“像白喉石鵖,谁都不知道在啥地方繁殖、啥地方有,但是有一年我在大古坪发现了,按照鸟类资源上报后,香港观鸟会的林超英会长看到了文章,就为了这一个物种专门来到佛坪。他运气非常好,到了大古坪就看到了,高兴得不得了。现在这种鸟这几年又没有观测记录了。”类似的鸟种还有斑背噪鹛、领雀嘴鹎、金胸雀鹛等,此外,兽类的缺齿伶鼬、爬行动物中的山烙铁头西南亚种等,都是在巩会生在佛坪内发现的罕见物种。

从地图上看,佛坪是秦岭的一个褶皱,这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小气候,具体到温度上,比如冬天,佛坪县城虽然海拔是890米,但除了山尖上,整个县里都很少积雪;刮风的时候,其他地方风力无论多大,这一片山区相对都会平静很多。这种小气候影响到了物种的分布,“像佛坪、洋县、宁陕、镇坪这几个地方,只要多下工夫研究,新物种就肯定能逮到”。

把目光放大到整个秦岭,作为南北方的分界线,也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秦岭的南北两侧具有截然不同的地貌、气候和植被的自然特色,北坡山势陡峭,气候偏冷,一旦翻过主脊,满眼所见俱是南方景象。在动物区系上,秦岭是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隔线,在植物区系上,秦岭又是北方植物区系与南方植物区系划分的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不同的动物、植物在秦岭交汇。

见到党高弟时,他脖子上戴了一个硕大的颈托,开玩笑说自己“修了大梁了”。党高弟是佛坪保护区资源保护科科长,常年在保护区里低着头走路看植物,导致一节颈椎出了问题,刚刚做了替换手术。在山里面研究多年,他觉得秦岭是一个没有太强性格、什么物种都能包容的山脉。“植物是拿区系分别的,华北区系,日本、朝鲜区系,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区系,在秦岭地区都能表现出来。典型的像香樟、棕榈、芭蕉这些热带、亚热带植物,在秦岭南麓都有分布。像杜鹃花生长在高寒地区,但秦岭以南也有十几种,矮的到七八米高的都有,太白杜鹃、四川杜鹃、头花杜鹃这些,从海拔1000米就开始分布,一直到3000多米都有;秦岭独有一种太白落叶松,从2800米开始生长,形成群落,这又是一种特别适合高寒地带的树种。秦岭独有80多种植物,像紫斑牡丹,过去分布比较广,现在只在秦岭以南有野生,它是现在常见这些牡丹的鼻祖,搞花卉园艺的都要了解这些。”

党高弟介绍,秦岭南北坡在光照、湿度、温度、降雨量都有明显差异。有时候同一座山会有南北不同天的奇特景观。过了秦岭,就是广义的南方,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比较稳定,北边西伯利亚的寒冷气流一过来,就在山头上形成锋面,降雨比北方要多一些。“有时爬到秦岭主脊上,眼看着因为山峰太高,云过不去,同一座山这边下雨,那边就是晴天。现在夏季上去就经常能看到这种景观。”同时,因为南麓的水热条件更好,同样的物种,在南坡分布的海拔,也会较北坡更高。

在保护区内村民们的生活中,山区物种的丰富性以一种甜蜜的形式被贮存下来——在大古坪村,80%的村民家里都养了蜜蜂。平时我们在公路边常见的意大利蜂,只能适应大片的单一蜜源,山里人养的中华蜂,体形小,喜欢零星的小蜜源。吕国友就是养蜂大户,他告诉我,秦岭南坡有100多种蜜源,不光是漆树、板栗这种大树,山里的蜜源大部分是黄柏、五味子、秦岭藤这样的中草药,“酿出来的是百花蜜,纯度高,盖子一揭开就有种清香的味道”。

养蜂最初是保护区和佛坪政府的一种政策性推广,用副业增加村民收入。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很多人家已经完全以养蜂为生,每年最少收1000斤蜜,这能给村民带来3万元以上的收入。如今村民们已经不需要再继续开垦山地,或者偷偷上山打猎来维持生计,山林用自己丰富的花草养活了山民,又以此保护更多的物种与人类相安无事地并存下去。

为什么研究野生大熊猫?

今年3月中旬,退休多年的雍严格又回到佛坪,到保护区里去看大熊猫繁殖。大熊猫平时像是竹林隐士,从不群居,各自有独立的生活空间。每年3月到5月是交配季节,2月起,雌性大熊猫就分泌带有强烈气味的激素,雄性大熊猫嗅到这种“化学通讯”,体内的雄性激素激增,变得躁动不安,纷纷奔赴到雌性大熊猫的领地求偶。这是观察野生大熊猫最好的时机,只要找到一只,就相当于掉进了熊猫窝。

到了山上,雍严格和同事们发现了熊猫的踪迹,年轻的专家们都爬到树上找好了观测位置,雍严格走得慢,等到他最后一个要上树的时候,山路上正好迎头走过来一只公熊猫。“那真是狭路相逢了,我没处躲,就侧身靠在路边一棵树上,树后面就是悬崖。这只熊猫看见我一下子立起来,一巴掌扑到我胸口上,力气特别大。”树上的同事们全都吓傻了,大家研究这么多年熊猫,头一次遇到这种直接被攻击的情况。雍严格忍着疼,对着熊猫大吼了一声:“干啥!”这只公熊猫意识到,这不是要与自己竞争的同类,就从他的身上爬下来,慢悠悠地转身走掉了。雍严格的冲锋衣已经被熊猫爪子撕出来一个大口子,“好在里面还有件羊毛衫,否则肚皮都要抓破了”。

雍严格解释,熊猫一般不主动攻击人,正处交配期,这只熊猫对其他同类尤为警惕。许多人以为,熊猫的稀少是因为繁殖能力低下,事实上,那是因为圈养的动物园大熊猫失去了野性,真正野生大熊猫在繁殖期要经历好一番生死决斗。保护区的很多专家都拍到过类似的照片,在交配时,母熊猫爬到树上,下面的公熊猫守着这片领地,不断地与前来挑战的其他公熊猫撕咬打斗,有时候下面有三五个,甚至是五六个一起打架,完全是比武招亲。“我遇到过两只公熊猫因为打架滚远了,第三只公熊猫乘虚而入,上树找母熊猫交配。但母熊猫知道它是在钻空子,根本就不接受。一靠近就狠劲地叫,咬它,那只公熊猫就灰溜溜地爬下来了。这就是野生动物生存的准则,母熊猫要等待那只获胜者,让最有统治能力、最优良的基因流传下去。”

研究野生大熊猫,到底有什么用?从小的角度讲,这种对野生大熊猫的观测,可以直接指导人工大熊猫的繁殖。2003年配备摄像头后,雍严格发现熊猫的交配多在坡地,雌雄熊猫都冲着下坡,这样能弥补熊猫毛厚、性器官短小的缺陷。此前四川的人工培育大熊猫总找不到自然交配失败的原因,此后重新修葺了带有坡度的饲养场地,立刻提升了交配成功率。此外,雍严格和同事们还发现,熊猫繁殖的分配制度是“多雌多雄”,一只雌熊猫在排卵期,会接受多只雄性。下一个雌熊猫开始发情后,雄性大熊猫又会为这个新的机会继续决斗,这对人工繁殖也是一个新的科学依据。

目前,秦岭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仅占全国大熊猫总数的不到1/5,秦岭大熊猫亚种更为濒危和珍贵。人们常有一种误区,认为把野生大熊猫抓捕后人工饲养,是最直接的保护。但这种过度的保护实际上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一个物种,真正健康的延续方式,还是在其原有的栖息地中自然生存。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曾做过研究,只要大熊猫数量在28只以上,一个族群就足够繁衍物种。在上世纪80年代,四川一些大熊猫栖息地曾经有竹子大面积开花现象,影响到了大熊猫的生存,但死亡的熊猫是因此饿死,还是自然衰老,目前尚有争议。至少在目前,几位专家都对秦岭地区竹子的存量并不担心,这与秦岭南坡复杂的地形、相当大的海拔高差有关,这里形成了众多的小环境和小气候,潘文石判断:“同一种竹子可以生活在不同海拔、不同气候的森林带中;而同一海拔上的同一竹种,由于地形、地貌和林相的差异,使它们实际生活的小环境有所不同,因而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其世代交替的周期也不一定同步。”

对于秦岭,大熊猫是一种保护伞物种,国家对大熊猫的保护也会惠及保护区内的各种濒危动物、植物。

佛坪当地有四宝:大熊猫、羚牛、金丝猴与朱鹮。朱鹮多分布在邻近的洋县,有时会飞到佛坪,当地更多的是前三种动物。我们在佛坪保护区外的熊猫谷景区,看到了近百只被半驯化的秦岭金丝猴,它们是《西游记》中美猴王的原型,阳光下,它们金色的毛发闪闪发光,淡蓝色的面孔格外迷人。更多的金丝猴深藏在秦岭山林里,人们很难真正接近它们,往往刚有响动,一大群金丝猴就呼啸着越过树梢消失了,如同一道金色的旋风。金丝猴的食谱很丰富,它们吃地衣,吃树上新发的嫩芽、刚萌发嫩枝的树皮,还有水曲柳、玉兰花,都是它们最好的食物。在佛坪保护区境内,保守估计,金丝猴的数量约有3000~5000只。

与人类更接近的是羚牛,羚牛的食物是200种植物,它们啃树叶、树皮、小树苗、竹子,甚至一些有微毒的植物。1978年保护区刚建立时,羚牛数量不到200只,现在已经有近2000只。巩会生解释,现在封山育林,不再打猎,而且没有老虎、豹子这样的天敌,是羚牛数量激增的原因。野猪、羚牛多了,会不会成为另一种生物灾害?党高弟觉得不需要太担心:“这些本地物种有自然调节机制,像野猪都是靠瘟疫调节,密度大了,得传染病的概率高,自身就有淘汰,剩下的又继续繁衍生息。”

同时,周围长青保护区、观音山保护区近些年生态恢复迅速,也让羚牛等野生动物继续向更大的范围扩散。一旦得到合理保护,秦岭地区有惊人的自我恢复能力,植物更新速度极快。像佛坪自然保护区,清朝时这里有商旅频繁往来,“蒸笼场”一地,就是当地用丰富的桦木为原料制作蒸笼。党高弟是关中人,从小就知道蒸笼是“南山”的好,等到工作后到了“蒸笼场”,意识到这里正是昔日手工业的胜地。在道光年间之后,由于灾荒和土匪危害,山里的人丁慢慢稀落,现在再看当年的村落,粗壮的冷杉和松树在废弃的房基上扎根生长,早已恢复了自然的景观。
对于遥远的城市居民,用一种功利的眼光评价,秦岭生态平衡甚至会影响到北京的环境安全。佛坪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引水工程水源保护地和陕西“引汉济渭”工程调水点。秦岭的水流到汉江,又从丹江口引流一路向北,南水北调工程里70%的水资源就是从秦岭中流出去的。党高弟开玩笑:“我和北京的专家经常说,我们在秦岭撒一泡尿,一半给西安,一半就给北京了。”他介绍,秦岭南北宽200公里,东西长1500公里,巨大的山体中会聚了极其丰富的水资源。“本身这一代的降雨量就丰富,南坡降雨量最高的点能达到每年1500毫米,这里植被丰富,每年要蓄积多少水啊!”同时,秦岭是花岗岩土质,不会像石灰岩一样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党高弟很自豪地告诉我,原来西安市90年代前,吃当地的水,一个星期暖瓶里水垢就一层,自从吃秦岭水后三年不用管。现在西安水质全国第三。

IMG_5563灌蜂蜜,太浓稠太香了,帮着灌了十几桶之后我也买了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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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_5779米三的标本

081采集大熊猫的食物和排泄粪便的样本。

大熊猫采食的竹子样本,中间圆圆的那坨是粑粑

JON_7743我与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