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非洲,从一个冰桶开始

本次埃塞行程来自果壳网万有青年养成计划

一出飞机舱门,刚刚深呼吸第一口埃塞俄比亚的空气,还没来得及感慨一句“啊,非洲!”,我就被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标语噎住了——“中国进出口银行”。

第二块标语更让人双眼圆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蓝底白字、黑体加粗的8个汉字,挂在一个正在建设的航站楼外墙上,让我怀疑11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到底把自己带到了哪里。

这里是埃塞俄比亚,地处东非,是非洲人口第二大的国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地处海拔2千多米的高原,7月末正是雨季,体感温度和云南差不多,完全没有想象中非洲的炎热。

跟现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埃塞到处都有中国的痕迹。我在埃塞的8天时间内,出入首都的平整的柏油马路都是中国建造;街头总有当地小伙热情地用中文招呼“你好!”;亚迪斯城市正中央的轻轨是中国中铁承建;在亚迪斯郊外,一个在建的工业园区附近,已经早早建好了未来的住宅区,来自中国的建筑公司可能照搬了中国的图纸:一模一样的高层小区,一模一样的配色,一模一样的楼间距,乍看上去就像任何一座中国的县级市新楼盘,连附近的公路收费站都毫无二致,只是收钱的员工皮肤是黑色的。

如果只是这些痕迹,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海外合作故事。除了建筑、交通、加工业等传统投资项目,中国其实在埃塞还有一种刚刚起步、未来会影响更加深远的合作——公共卫生。

1. 投胎彩票

一个婴儿如果降生在安哥拉,Ta面临死亡的可能性是一个芬兰婴儿的75倍,巴菲特把这种命运的巨大差异形容为“投胎彩票”。

相比于西非的安哥拉,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的条件要好很多:2016年,埃塞俄比亚的GDP已达720亿美元,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经济大国。经济跃升带来的进步显而易见:1990年时,埃塞俄比亚1/5的儿童不到5岁就会夭折。到2012年时,这一状况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与1990年相比,该国儿童死亡人数降低了66%,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完成了降低儿童死亡的千年发展目标。

但对于一个5岁以下的幼儿,埃塞依然不是一个医疗资源完善的出生地,埃塞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5MR)目前仍高达88/1000。在距离首都2小时车程的一所村庄,我们参观了一所乡村医院。当天恰好有一位已经41周的孕妇来做第四次、也是产前最后一次检查。年轻的男妇科大夫热情地让我们这群外宾围观他的检查过程,大家却惊讶地发现,他唯一的检查仪器,就只是一个木制胎心听音筒。

几小时后,在市区里一家大型医院,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现代医学设备。院长一见到我们,就提起1980年代有中国援非医疗队来过这里,当时附近城市的医疗人员都过来学习取经。现在这所医院为当地几十万人口服务,配备了台湾捐赠的B超机,也有X光检查室。

但作为参观的”外宾“,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现代器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X光检查室没有铅门,再仔细一看,尴尬地发现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这种环境会让室内室外的人都会暴露在极大的辐射危险中。

医院的院子里有大量排队候诊的病人,但B超机等仪器在我们参观的半小时内,都是闲置状态,与排队的人数不成正比。

即使是这样的医疗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体验到。埃塞目前只有27%的产妇去医院生孩子,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生产,从未做过孕期检查。在第一所乡村医院,为了鼓励孕妇来医院分娩,医院甚至会提供免费食宿,院子里专门有一个大库房存着木炭、燕麦、中国大米、意大利面和新鲜的洋葱、番茄、土豆……想想有点啼笑皆非:NGO如何提高孕产妇就诊率?为医院买菜吧!

新生儿和孕产妇的健康,是埃塞最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之一——埃塞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非常像一个金字塔:0-14岁儿童占比41.4%,14-59岁人口占比53.3%,60岁以上人口仅占5.7%。

埃塞的人口在2015年已超9900万人,居世界第13位,跟中国社会的老年病压力不同,埃塞更急迫的任务是保障4000万儿童的健康。儿童面对疾病更为脆弱,但有一种方法能让孩子们直接与许多重大疾病直接隔绝,且方式极为简单:打疫苗。

“从各个层面讲,每个国家都会优先投资疫苗,因为投入产出比特别大。”吴文达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医学专业出身。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接种疫苗是成本最低的卫生措施,每在儿童接种疫苗上花费1美元,可为国家节约医疗费用、因疾病造成的误工费等约16美元,再考虑到因寿命延长创造的劳动价值,1美元的投资回报可高达44美元。

埃塞的孩子现在已经能享受免费的疫苗了:在2岁之前,当地孩子可以接受10种计划免疫,比中国计划免疫还要多2种。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基会、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牵头推广EPI(强化免疫项目)。其中买单的是GAVI,这个组织正在全球贫穷国家提高免疫计划的可及性并提供技术支持,疫苗支持有三种:最穷国家免费供应,中等国家是GAVI与该国各付一半,发达国家自付费。埃塞享受的是全免费支持。

但是有不要钱的疫苗,就够了吗?

2.疫苗不是问题,问题是温度

几年前,青岛澳柯玛派了一支团队去埃塞俄比亚的农村调研,这座极端贫困的偏远村落听说有中国人来,全村人都涌出来围观。一名叫单波的总经理随手拍下了一名幼童,这个孩子浑身上下只有一条围巾庇体,光着脚就跑出来,兴高采烈地看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回国后那名员工放大了照片,震惊地发现小孩的脸上不光糊着眼屎,而且“落了九只苍蝇!”,这群中国工程师此前知道非洲穷,但不知道会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叫家啊?就是几根木柱子,上面搭上一个草,这就是家。下面放着三块石头支一个锅,家里就这么一口锅,没其他东西了。”

免费的疫苗是送不到这里的。

在埃塞的偏远农村,每次打疫苗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医疗员要去几公里外镇一级的医院,用冷藏包取来疫苗,再召集各个村里的孩子集中接种。埃塞农村道路铺设率极低,仅有10%的埃塞俄比亚农村居民能够在其住处两公里范围内找到一条具备一定天气变化应对能力的公路,很多家长要用毛驴驮着孩子,最长走上一天才能到卫生站。

这种定时、集中的接种很容易漏种:打疫苗的消息是地方卫生员在村里通知的,这种靠人力宣传的方式,没有办法保证所有该接种的孩子都按时出现,疫苗取多了,没地方存储,只能白白失效;疫苗取少了,晚来的家长只能无功而返,带孩子再折腾大半天回家,下一次还需要双方大费周章通知、跋涉、补种。新生儿错过一次接种,就要再等一个月,在很多炎热、缺水的区域,这一个月时间就是在于死神做较量。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冷库每三个月接收一批疫苗,按季度配送到各个州,再按月下放到县村卫生站。到村一级时,很多卫生站已经没有冷链了,只能用被动式疫苗存储箱保冷。联合国儿基会驻埃塞代表处层对4种疫苗的配送做过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约有20%~30%的疫苗会因冷链断裂而失效。

储存条件不好,那帮他们盖房子、买冰柜,是不是就行了?“可是电怎么办呢?”吴文达摊手,“我们总不可能给他们拉电网吧?”

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伙伴Global Good的方法,是造一个存疫苗的冰桶。

这个冰桶不能是常见的直冷式冰箱——一旦出故障,基本没法维修;

不能是天然气冰箱——天然气成本太高,会占去卫生站至少30%的经费,气罐运输也不安全;

不能用太阳能——没人能上屋顶做日常维护,电池板也容易被盗;

不能用汽油、煤油冰箱——不环保,油也容易被挪用。

一种不用电、不用燃料、又能长时间制冷的冰桶,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了,然而现在的埃塞乡村正在推行一种叫Arktek的被动疫苗存储设备。这个设备可以用骆驼或毛驴送到最偏远的山区,里面装着冻好的冰排,保证疫苗在0~10℃的温度下,储存长达35天或更久。

Arktek是美国一家叫Global Good的科研机构发明,委托中国澳柯玛集团制作的,Ark是“方舟”之意,tek则意指“技术”。除了埃塞之外,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以及亚洲的印度都在进行这个不用电的疫苗冰桶的试点工作,每个白色的桶身上都写着“澳柯玛”三个中文汉字,冰桶成了另一个层面上、更深入非洲的中国制造。

3.高科技冰桶

在北京的盖茨基金会办公室,我见到了Arktek实物。冰桶比想象中重很多,高70厘米,有20多公斤,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桶里是8个冰排和三层分离的疫苗盒,塑料外壳是防弹材料,经得住远途颠簸的运输。整个保温层用的是航天技术。桶内的8个冰排每个单独取出,都不会影响其他疫苗的温度。

从中国到埃塞俄比亚,要横跨8000公里,而Arktek的制造路线,已经环绕了整个地球。

Arktek最早的产品模型由比尔·盖茨投资的科研机构Global Good设计,当模型设计出来后,需要找到一个产能稳定、价格合适的厂商生产,可以想象,最合适的商家应该是在中国。

2013年,澳柯玛接受了Global Good的邀请,共同开发量产的Arktek。在澳柯玛之前,另一家中国知名制冷企业拒绝了这一邀约,原因很简单,Arktek的销售前景并不清晰,直到今天,这个产品依然不赚钱。派出人力物力去开发,会占用了企业开发其他产品的资源。澳柯玛的团队刚接手时,觉得”很简单,不就是一个罐儿,加上个保温,加上几个东西就行了吗?“信心十足地告诉董事长李蔚”一个月就做出来了。“

等到最终做出成品,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举一个例子,冰桶听上去简单,桶身是一个双层真空罐,中间一个传导的环节用了双金属环。”一个是铝的,一个是不锈钢的,要焊在一起,中间完全不能留空隙。“技术员们讨论,用胶粘合会挥发,用焊接自己的技术又办不到。“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军工企业做爆/炸焊,把两个板子放在一起,上面铺上炸/药点燃。最后用爆/炸的压力把两个金属环压在了一起。”

“解决金属环的问题,就用了半年多时间。”澳柯玛的经理告诉我们,Arktek是个完全从无到有的产品,如果有人愿意仿制,澳柯玛的技术起码领先了同行业5-10年。

在埃塞的试验点,即便是在白天有43℃的高温地区,Arktek依然能保持稳定的桶内温度。试验点的卫生站护士直接要求实验结束后,不要把冰桶带走。在埃塞一些已经推广使用的地区,Penta 3(破伤风蛋白多糖共轭,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和麻疹的接种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7%和90%。

拍到“9只苍蝇”的澳柯玛团队,实际上在前文的村庄中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当地人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盛装打扮,穿上庆典采用的服装为他们表演狩猎丰收舞蹈。“我听不懂他们的本地语言,但能听出来China‘、‘Arktek’字眼” 澳柯玛疫苗冷链公司副总经理任一钊说,有了Arktek之后,卫生员可以移动办公,甚至到新生儿家里做接种。

“每个Arktek可以覆盖一个6000人左右的社区,以2.5%的新生儿率计算的话,可以给144个新生儿注射疫苗。现在保守计算,每年Arktek提升了当地5%的疫苗接种人数,就是7.2个新生儿,每个Arktek服役期是10年,就是多帮助72个孩子接种了疫苗。”任一钊自己觉得非常骄傲,“这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4.皮下埋植避孕剂

像Arktek一样进入埃塞的中国医疗产品,目前还并不多。

每个Arktek冰桶售价约2000美元,采购Arktek冰桶的非洲国家,大多是得到了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援助。想进入联合国大宗公立采购的清单,产品必须通过PQ认证。PQ认证即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或者Gavi、UNICEF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等国际组织的采购体系采购和使用一项设备的前提要求。

PQ认证主要针对一些疾病治疗急需的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比如抗艾滋病毒/艾滋病类药物、疟疾类药物、结核类药物、生殖健康药物、流感药物、急性腹泻药物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药物以及部分抗癌药品。

2015年,Arktek通过了PQ认证后,正式进入非洲市场。国内已经通过PQ认证的医疗产品现在并不多,以疫苗为例,印度通过PQ认证的疫苗已经超过30个,中国只有两支,一个是中生集团成都所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另一个是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实际上,国内的医疗市场竞争正在逐年加剧,医疗市场的红利期早已结束,竞争已近饱和,厂家之间开始出现恶性砍价。与此同时,跟建筑、交通一样,非洲的公共卫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很多企业来讲,开始为产品做PQ认证,通过国际采购走到非洲,已经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在埃塞的乡村卫生站,我看到了来自中国广州和韩国的避孕套,它们将被免费发放给当地民众。在镇医院里,避孕的选项更多了,除了避孕套,还有宫内节育器、长效避孕针和皮下埋植避孕剂。

这几种避孕产品有什么区别?吴文达告诉我,中国大多用宫内节育器,就是上环,这种在体内操作的方式放到非洲其实非常危险:上环这个手术要用到多工具,以非洲的医疗条件,很难做到完全无菌,当地艾滋病传染又严重,在体内手术感染率、死亡率都高出很多。一旦手术出现感染,后续治疗也非常麻烦。

”也有很多打一针能管三个月的长效避孕针,但这个也很麻烦。一个女性每三个月要走一天的路去找医生打针,这并不现实。“吴文达说,未来一款叫Levoplant的四年期皮下埋植剂也会加入到非洲的药柜里,这是上海达华药业有限公司在今年6月刚刚通过PQ认证的产品。在盖茨基金会看来,这是最稳定安全的避孕方式。

皮下埋植剂是什么?即便是育龄女性,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产品。每包Levoplant里,有两根含有左炔诺孕酮(一种合成孕激素)的硅胶囊管,像打针一样,将避孕针”注射“到女性上臂内侧皮下,无需任何切口,可以缓慢地释放孕激素,有效期一般长达三四年。

在埃塞的几家医院里,我看到的产妇年龄跨度极大,有刚刚18岁的初产妇,也有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孕妇。埃塞女性的平均首育年龄只有20岁,每位女性平均会生育5位子女,现在已经有很多埃塞女性表示有节育需求。“有了方便的避孕产品,埃塞女性就可以自主决定怀孕的时间。第一,可以把首次怀孕的时间往后推,免得15、16岁就怀孕,女孩就要放弃她们的学业和个人生活;第二,可以把怀孕的间隔拉长,如果刚刚生了孩子,三个月后又怀孕,妈妈的身体得不到恢复,哺乳期只有三个月的话,对新生儿健康也不利;第三,意外怀孕会导致更高几率的非法堕胎,一旦堕胎手术遭到感染,也会导致死亡,我们可以降低这部分的死亡率。”吴文达说。

自主计划生育是一个国家能为其未来所做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之一。在计划生育上每花费1块钱,就能节约政府6块钱用于改善健康、住房、水、环境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国内皮下避孕埋植剂的市场一直不大,通过PQ认证后,相关的医疗企业实际上是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既是援助的对象,又是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在非洲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埃塞,我们见识过满屋跳蚤、地上洒满稻草的小泥屋,也在首都的五星酒店里偶遇了一场上流阶层的婚礼,所有宾客衣着得体,年轻新娘硕大的钻戒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说回到最初的“投胎彩票”,这种出生环境带来的贫富差异会永远存在。而降低对儿童来说高风险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从而使得“投胎彩票”更加公平,是盖茨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所致力的方向。

作为一个地球另一边遥远的国家,中国可以在非洲的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澳柯玛董事长李蔚告诉我们,Arktek至今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但品牌的宣传效益无法估算。

“一个做冰箱的企业,也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李蔚觉得改善公共卫生,能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受惠,而一个非洲儿童的健康实际上与全世界都息息相关:“让每一个儿童从小到大有一个公平的生存权。贫穷地区的孩子有了生存权,那么后面还会得到教育权,他将来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或者受到更高的教育,他们可以去改变非洲,可以改变世界,比我们更有效。”

感谢果壳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埃塞俄比亚采访机会。

4月16日的周日下午

每隔几个月回到博客,其中再每隔几次把右边的链接挨个打开看看,大多数还停留在上一次看到的标题和照片。

我自己的文章也不往博客上贴了,前几天问到小刀,他还是帮我给这个域名续了费。现在在豆瓣或者知乎上贴文章,选的都是自己觉得“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的职务作品,谈谈野生动物,谈谈采访对象的个人生活。有些文章离开杂志自己的渠道之后,会另外引起一些关注,去年有几篇因为议题本身被反复转载,有朋友帮看了一下浏览量,单篇的累积阅读已经过了百万。挺好的,谈论穿山甲,谈论动物园的建设,也挺有意义的。

其他自己不想往网上贴的,算是对工作的一种沉没成本。往往这种沉没成本多了,我就会异常烦躁,抱怨连天,怀疑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蜜月期早就过了,当初一起入职的同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离职。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给人一种学校般的归属感,清明节小长假我去了新加坡,每天都是傻乎乎明媚的大太阳,最后一天从裕廊鸟类公园出来,正是黄昏时分,橘色的阳光斜射在这个绿化丰沛的城市里,出租车从高桥下飞快穿过,那种位移上的迅速穿梭突然让我感到不知身在何处。恍惚间又有点像去年在西雅图每天从城区到郊区来回坐车的路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连续几天周转在同一个线路,熟悉的高速入口,熟悉的行道树,一个念头醒过来,还是不知身在何处。

于是我让自己去想次日就要归位的工作,想到此刻在北京刚刚结束的编辑会,意识到我再次坐在那里,熟悉的朋友已经都走了。

四年前为能否入职感到苦恼、焦虑和急迫的一群人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好像所有人都转了学,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点像两人关系处在紧张时期时去回忆最初暧昧的甜美时刻,品味到的都是怀疑。

国际饭店,观察中国开放史的另种通道

1982年北京建国饭店开业时,长安街东延线还是一片郊区景象。这座9层的四星级饭店拔地而起,立刻成了新的地平线。

这座由2260万美元投资建成的国际饭店共有480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一台彩色电视、一部按键拨号的电话机,在房间里还能使用中央空调——这些稀罕的新配备闪闪发亮,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饭店。

30年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罗坤(Cole Roskam)开始研究建国饭店时,他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细节:建国饭店的项目是由至少15名人大常委和1名副委员长集体批示,交给国务院总理后,最终由华国锋拍板立项的;建国饭店修了迂回车道方便人们下车直接进入大堂,这种酒店车道如今随处可见,然而当时整条长安街上都没有几台汽车;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客人知道这座饭店的地下还有一排防空洞,这明显是“冷战”时代遗留的产物。

罗坤的“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1978~1990”展览,其内容是罗坤近年的研究对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饭店。包括1974年建造的北京饭店东楼,1982年的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香山饭店,1983年的北京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1990年竣工的上海商城。

“这些国际饭店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批中外合资项目,许多当时国际上的建筑表达方式也是第一次由此被引入中国。”罗坤对中国非常熟悉,他从1997年开始,数次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工作。罗坤把这些国际饭店看作一种奇妙的介质:在“文革”刚刚结束的80年代,人们还在信奉着社会主义精神理想,同时在这些国际饭店中公开开展的旅游和酒店活动又是最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我想研究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将国际饭店中的一切变得合理化的,这其中的矛盾与悖论令我着迷。”这不得不提到这些国际饭店们相似的时代背景。

1978年对外开放后,大量外国游客涌入中国观光,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就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然而国内的旅游设施远远满足不了激增的外宾,北京当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其中能用的床铺只有1000张,更不要提服务水平了。很多外宾一下飞机,直接被拉去长城、故宫参观,晚上再送去刚腾出来的床位下榻。有时候北京实在没有床位了,甚至要临时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第二天再接回北京。

旅游业,无疑是当时的中国获取外汇最直接的方式,可此时的中国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国际饭店。1979年1月,中国确定了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001号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002号、003号就是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

华侨陈宣远是建国饭店的美国合作方,他在美国拥有4家假日酒店和一家建筑事务所,拥有丰富而现实的经营经验。陈宣远负责筹措这座饭店的全部资金,以双方投资(中方51%、外方49%)的形式共同建造和经营。中国为建国饭店计价提供地皮、劳力和砂石料等,外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罗坤在资料里看到,陈宣远当时还从中国政府处得到了一个保证:如果中国发生了任何政治动荡,陈宣远在这个项目中的负债将全部由中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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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陈宣远在建国饭店》

建国饭店由北京市旅游局与陈宣远合资兴建,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经中国银行担保提供贷款。在这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国家,中美合资的方式是新的,旅游业相关基础建设的贷款也是新的,连着国际饭店这个概念,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新的

为了做研究,罗坤采访了30多名相关人士。隔着30年的时光回望,很多人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足国际饭店时的兴奋感。那些簇新的空间展示着另一种建筑美学,中国人在这里认识海外的新朋友。有人告诉罗坤,北京饭店的酒吧有个别名叫“动物园”,因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顾客,都在这里一刻不停地打量对方。

硬件建好了,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酒店管理的概念,建国饭店头5年的管理团队是从香港地区整个请过来的。最开始陈宣远说“中国没有饭店”时,中方还完全不理解,经营起来才发现意识上的巨大差别。有一次法国总统来华,点名要在建国饭店里宴请宾客,恰巧赶上建国饭店走廊天花板有一处漏水。中方人员下意识地要找个脸盆接水,再赶紧树一块“请绕行”的牌子。外方经理却叫来了一名穿着黑西服的男领班,男领班看上去是在给客人引路,实际上他一直站在漏水点下面,悄无声息地用身体接住滴水。从始至终,所有客人都丝毫没有察觉。

在长城饭店,罗坤听说了更有时代感的故事:长城饭店专门颁布了一个禁令,禁止员工在饭店的公共卫生间里洗头——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方员工的家里都洗不了热水澡,大家自然希望能利用工作便利。但是作为一个国际饭店,让客人看见员工在公共卫生间里洗头无疑又太令人尴尬了。“国际饭店里的中国员工要接受很多训练,怎么去服务,怎么穿衣服,甚至是怎么以规定的标准剪头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冲突之外,融合也是迅速的。

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国际饭店里推广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接触成熟的艺术品市场。1981年,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做了第一场面对普通观众的服装表演,这也是中国观众看到的第一场T台走秀。中国的摇滚乐几乎是生发于北京的国际饭店里,崔健早年基本都在长城饭店、马克西姆餐厅等涉外饭店、餐厅演出,外国游客是他们最早的观众。

国际饭店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罗坤被国际饭店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深深吸引:“这些饭店完全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微型经济特区,这里的经济活动与饭店外的世界截然不同。”例如第一批入华的海外银行,都把北京办公室设在了建国饭店的一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用“华尔街”来称呼这里。

在美国人罗坤的眼中,这些国际饭店也是一个外交场所。国际政坛领导访华时都住在这里,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首次交往,也都放在了国际饭店的环境之中。国际饭店变成了中外企业家联络的渠道,早期的投资者大多是海外华人,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文革”造成的僵化印象被渐渐打破,很多海外华人群体开始建立对中国大陆的信任。“考虑到当时人们对香港、澳门能否顺利回归还抱有疑虑,这种在国际饭店中的前期交往,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策略。”

国际饭店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带来外汇,也让特定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跟当时国家的大环境一样,很多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不同声音:一些人认为,应该避免让大众过多地了解国际饭店中的那些市场经济活动,以免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国际饭店的灯红酒绿,在他们看来,也是贪腐和精神污染的代名词。

跨过时代的距离回望,罗坤觉得,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堂里,人们还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号在这里以咖啡、法国餐厅、迪斯科派对的形式体现,在中央空调徐徐的暖风中,一切都变得真实可感了。

金陵饭店

金陵饭店

从新潮变老牌

现在预订软件中搜索“北京建国饭店”“香山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留言中最常见的评价是“老牌酒店”“服务好”“名气大”,国内游客已经成为这些饭店的主流客户。

30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罗坤在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饭店从图纸到实物,中途都进行了大量改动,其中最常见的改动居然是针对中国市民的:为了不让街上的普通中国人随随便便就走到饭店里去,很多饭店都添加了限制措施。像上海商城就在门口设立了保安,还在大门处修了两个巨大的抽象牌楼,以震慑住想进去转转的行人。“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担心普通中国人会给外国客人造成麻烦,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普通市民过多地暴露在国际活动之中。”

“我听到了一大堆关于中国市民如何想进入国际饭店,又被各种办法阻挠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80年代,一个普通市民眼看着街上建起这么一个漂亮宏大的新建筑,自己却没法进去看看,整件事都显得特别奇怪。”在展览中,罗坤专门选了一些照片,显示那些宏伟的国际饭店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格格不入。

国际饭店的建筑自身就是一种奇观。建国饭店为了追赶工期、降低工费,直接复制仿照了陈宣远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假日饭店,又因为周围外交部宿舍居民对采光的强烈要求,最终变成一边只有4层半高,另一边只有9层高的设计。这个美国乡村旅店式风格的饭店整体朴素、低成本,它快速建成,又快速盈利。

北京香山饭店完全是另一番局面。“无论对建筑师还是对中国政府,这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罗坤总结,“贝聿铭想以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来建造,但中方更希望看到一个现代、新潮的国际饭店。”香山饭店的325间客房以“之”字形布局,曲向延伸出5个方位,整个建筑高度不超过4层,中央是一个3层楼高、玻璃屋顶的庭院。每一间客房的窗户均向庭院敞开,窗户就像画框一样将美景引进住客视野。但饭店一建成,就被中国学界批评造价过高、房间利用率太低(平均每间客房的面积有118平方米,比同期在北京建造的13家酒店平均多出来44%)。贝聿铭从南方运鹅卵石,自己找人烧青砖并人工磨齐对缝,这些对细节的严格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建筑界对工时工费的心理承受能力。

北京长城饭店、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和上海商城,都还是最明显的高层建筑形式,这些大楼都建在了城市的中心地区,向人们展示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建筑形式。作为建筑学学者,罗坤发现,这些国际饭店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承担着引进最新建筑技术的使命——在“文革”中,中国的建筑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内地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施工方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饭店,开始学习全新的混凝土加固技术。那些在市中心闪闪发光的巨型高楼,第一次把玻璃幕墙、现代线路系统和公用工程系统引入中国,像直梯、自动扶梯、有线电视这些如今已经熟视无睹的设施,最早都是国际饭店里令人咋舌的舶来品。

“如果一定要给这些国际饭店找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政府希望能从这些合资饭店里学到最多的先进建筑技术,然后迅速使用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政府更希望能给外宾们留下好印象,以便能尽快地吸收外汇。”罗坤总结。

30年过去了,这些昔日豪华的国际饭店,大多已经历了第二次翻修,以便能跟上当下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酒店业激烈竞争。我们问罗坤,这些国际饭店昔日树立的审美标准和先锋形象,是否已经彻底消弭了,毕竟更多本土和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已经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老牌国际饭店的光辉,似乎已经被历史渐渐掩盖了。

“当我们审视当下的中国都市时,其实还是能看出当年这些国际饭店带来的深远影响——为了抓取吸引力而高层建筑、摩天大楼广泛使用的玻璃幕墙、建筑内外大量光泽的表面、奢华的酒店环境,以及为富有精英阶级提供的各种设施——这都是老牌国际饭店带来的价值取向。”罗坤在访谈中发现,很多眼下知名的中国建筑师都有到这些国际饭店里参观的经验。尤其是知名美籍华裔建筑师张永和,他当年的实习,就是在陈宣远的旧金山公司里参与建国饭店的设计。

“跟更新、更奢华的新酒店相比,它们也许算不上先锋了,但放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看,这些国际饭店都是重要的先行者。”罗坤说。

在即将开幕的展览中,罗坤的很多展品都是从不同的设计院、建筑公司等渠道借来的,大多数机构都很愿意配合他的展览。但在寻访过程中,这位美国学者也遇到了很多冷脸。“有些人觉得自己知道的信息太敏感了,很多当年党内的参与者参与了国际饭店的早期投资,由此接触到了国外资本,并获得了普通中国人远远无法获得的巨大收益,其中一些人至今还是这些国际饭店的投资人,他们并不想跟我讨论其中的细节。”

展览中可以被展示的是,这些国际饭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建国饭店一开业,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95%的入住率。陈宣远向建国饭店投入了1000万美元资金,次年,他就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以每年2倍的速度持续增长。10年之后,按照最早签订的合同,陈宣远慷慨地将所占有的49%股份以1美元价格转给中方所有,此时建国饭店创造的利润早已相当于7到8个建国饭店了。“1美元买一个饭店”,这是又一个只属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故事。